《中国思想史》读后感1500字。
书籍如同一把钥匙，它能帮助我们开启心灵的智慧之窗。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书籍就是他/她最可靠的朋友，人们在阅读了一篇书籍后都会有自己的收获和体会，为了加深印象，就可以写一篇读后感，把心中感受写出来。一篇优秀的作品读书笔记是怎么写的呢？为此，小编花时间整理了《中国思想史》读后感1500字，更多相关信息请继续关注本网站。
在《中国思想史》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受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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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读后感600字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服从？或者，什么能免除我的服务义务？或者，统治者借什么样的权威实行统治？这是一种特殊的问题；它的逻辑是权利的逻辑，而不是事实的逻辑。一部法令，它的权威（即法官的执行义务和我的服从义务）并非来自它命令什么或禁止什么；就算我赞成它所命令的事，它的权威也不会更多一些，就算我不赞成，它的权威也不会少分毫。
它的权威来自于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来自于制定它的方式来自于下面这个事实：它是一部所谓正当的法令。任何政府的权力或者统治的权威，都应该来至一步正当的法令，而这个法令又能够约束政府的权力，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利或权威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关于它的力量或它的活动的问题，而是关于它的构成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政府能够去统治国家，他凭借什么样的权力去统治国家，回答坑定不是根据他在做什么，已经做过什么火装备他可能做什么的角度给出，而只能根据人们所理解的他的构成方式，我自己理解就是政府的权利，权威来自政府的结构构成，不是我们通常所想的来源自人民大众，人民群众只是构成政府结构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给不了，那么多的权威给政府。
那么是不是所有关于政府构成的问题，都是关于他的权威的问题？作者已经在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重要的是要懂得，这并不意味着，关于政府的构成，我们所问的任何问题都是关于它的权威的问题。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读书笔记2500字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读书笔记2500字：
文/袁梦柯。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
用了两天时间看完吕思勉先生这本小册子，虽有书友认为其内容多为作者的观点，于历史而言，缺少客观性，读完后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阶级分化的成因、对历代政治思想的二分法及对先秦诸子的态度。
作者认为，原始部落的生活，大体可分为渔猎、游牧、农耕三种，“大抵山林川泽之地，多从渔猎径进于农耕；平原旷莽之地，则从渔猎进化到畜牧”，渔猎涉足的范围小，养活的人口少；畜牧渐渐畜养牲畜，而农耕民族则垦田定居，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农耕民族胜于畜牧民族，畜牧民族胜于渔猎民族。然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其性质爱好和平，故而在与被迫扩张的游牧民族斗争时，往往落败，沦为被统治一方。以炎黄执政为例，相传上古帝王，“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伏羲民族是为游牧民族，伏羲之后是神农氏，“神农”二字就判定其为农耕民族，而与神农氏对抗的黄帝族居于河北涿县，是为游牧民族，阪泉涿鹿之战，黄帝族破神农氏，即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的事迹。可见，黄帝乃是侵略方，征服炎帝部落后混合为“炎黄族”。以此，作者认为，中原民族是侵略民族而非被侵略民族。
在农耕社会内部，存在稳定而良好的规则，成员也仅有男妇、老幼的区分，因此不存在明显的阶级。被游牧民族征服之后，便诞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阶级。由于作为统治阶级的游牧民族不事农桑，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靠被征服的农耕民族劳作，便产生了统治者“治人而食于人”，被统治者“治于人而食人”的现象。阶级明显分化，由此产生。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贵族（征服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人）、平民（征服阶级中的平民），被统治阶级沦为奴隶。起先，征服阶级与被征服阶级矛盾尖锐，所以贵族与平民相去甚近，平民与奴隶相去甚远；后来，征服阶级与被征服阶级平和关系渐长，掌权的人则权力更加发达，征服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此时，贵族与平民相去甚远，而平民与奴隶又关系渐近。此则为贵族、平民、奴隶三阶级的关系。上古至春秋后期阶级关系可依据这一观点考察。
至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发现奴役征服阶级劳动，其劳动效率不及让其自利，多数人粗耕广大土地，不如一家一户精耕。因此，私有制诞生，伴随生产力进步，工业渐渐脱离农业独立，交换频繁，因此专司交换的商人阶级由此出现。商人阶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处谋利，任施高利贷，致使农人失地，投靠富豪，成为佃农、奴隶。阶级变动，商人与地主豪强阶级崛起，两者政治权力剧增，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凸显之时，王权自然扩张以解决社会问题，而代表政治权力的，不是拥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国王所信任的官僚。此时，由新兴工商家、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没落贵族组成的官僚阶级诞生。至此，商人阶级、地主阶级、官僚阶级诞生了。战国时期的阶级关系可以依此考察。秦时统一，已灭六国贵族，任用官僚，汉时又灭秦国贵族，官僚阶级因此掌握皇帝给予的政治权力。
无论征服阶级还是官僚阶级，都有治理思想，这便是“政治思想”。作者将思想分为进取派与保守派之分，其划分标准虽由行为而定，但背后驱动的却是公心与私心。进取派看到社会之弊，在公心的驱使下会采取行动，创立制度和事实来兴利除弊，从表面看，是好的阶级把坏的阶级消灭掉。然而，吕先生曾有一治理名言“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读书笔记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便是好的阶级掌权，其弊仍难革除。其理由有三：其一，理想的本性，总想做到十分，一落入事实界，就只能做到两三分了；其二，大多数人总是平凡的，好的阶级团结起来，先公益而后私利，是无有可能的；其三，好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后，往往欲少做事而多发财，而才智之士又多升入统治阶级，官僚发展有如西方唐斯卡宁之官僚增长模型。据此三点，公心驱动下的派别往往不能做好治道，反而会在私心驱动下诞生坏的制度与事实，此时，保守派便振臂而呼，如此做事，倒不如一事不做。因为进取不仅不能解决原弊，反而导致新的弊端，一弊加一弊等于二弊，不如放任一弊。这是保守派的立足之地。儒家与道家之争、汉代黄老与儒生之争、宋代新旧当人之争，以此观点代入，发现无不是进取和保守之争。
作者对诸子百家之思想更是新奇，他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落伍的”，因为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时代。先秦诸子皆放眼向后看，实则名实分离，理论与实践不符。农家代表神农时期的思想，政府毫无权威，而经济方面物价论量不论质，乃是空想乌托邦。道家代表黄帝时期的思想，主张柔弱无为，其时就君主而言刚强躁进者多，易引火自焚，因此《道德经》中说“柔弱胜刚强”，其时人民文明程度低，没有“为”的资格就，然而，动荡的变革社会到来，万物化而欲作，恐怕不是“无名之朴”就能镇得住的。墨子之道取之于夏禹之世，其时遭水患，因此激起上下一体，不分人我，共同对敌，因此墨子主张节用、兼爱、非攻，辅之以尚贤的取才制度和明鬼的宗教思想把社会成员结合在一起，自己也组织墨家游侠“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以解决社会问题。墨子之道救世或无不可，然而，如何实行？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急公好义、抑强扶弱的人能有几何。同样败在这个逻辑下的还有儒家，治天下绝不是一人之治，总是一个阶级去治，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与君主而言毫无效力，于人民而言，则不闻不问，视为做戏。法家则是先秦诸子中，最为新颖的，其主张限制官僚权力，一则安君，保证君主权力，一则保民，遏制官僚弊端，因此深得国王与人民的支持，故而于秦时大行其道。作者认为法家之弊在于国家、社会不分，致使国家权力扩张，其进取的公心将国家严峻制度带入人们生活的社会，扰乱正常社会生活，因此反而无功有罪。秦汉后世治道，往往儒法兼用，以儒家仁政抚慰百姓，取得平民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法家治官，防止官僚乱政。
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源头，先秦思想影响深远，诸子及其思想是如何诞生的为何会产生，有何功用，有何弊端，都可以依上述三种观点来思考，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魅力所在。
《中国美术史》读后感1500字
整个北魏西魏篇最主要的就是介绍了佛教壁画，而佛教壁画中最有名的，就是敦煌的千佛洞。处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早期壁画由西域印度传入，然后逐渐被汉化，所以北魏时期的壁画用色强烈大胆，不太重视线条，人物形象和建筑风格都迥异于中远汉文化，更像是外国人。作者举例：《尸毗王本生图》、《鹿王本生图》、《萨埵那太子本生图》。
西魏时代：1色彩和线条被巧妙的应用(《得眼林》故事画);2绘画风格上，汉族的人像造型、服饰、建筑形式，不断被加到印度的式样中去，甚至连原来的印度佛教，也开始融入了中国原有的本土宗教和信仰，混合成一个新的神话世界。(《说法图》);3除了宣扬佛教，汉代传统绘画中对生活的写实风格，逐渐再现(《野牛图》、《射猎图》)。
对于这两章的理解，个人觉得作者讲解的已经很通俗易懂，实在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了。如果一定要需要补充的话，大概是这后面的时代背景。北魏西魏是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而不是最开始的魏。最开始的魏是指曹魏政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所属的魏国。曹魏取代汉朝建立魏国，之后被司马炎取代，立国号为晋，史称西晋。
此后西晋朝廷发生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西晋皇族为争夺统治权而引发的内乱，因皇后贾南风干政弄权所引发，最终由东海王司马越获胜，共历时十六年，对统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认为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西晋灭亡后，北方的贵族和部分汉人开始南渡，即有名的衣冠南渡，他们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
中国北方则进入了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史称十六国。该时期自304年李雄和刘渊分别在汉地巴蜀建立成国(成汉)、在中原建立汉赵(后称前赵)时起，至439年北魏拓跋焘(太武帝)灭北凉为止。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国家。其中的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北凉、西凉、后凉、南京、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后秦十六个国家实力强劲，北魏史学家崔浩取其中十六个国家来代表这段时期，称这时期为十六国。范围大致上涵盖汉地中部、东部、西部，最远可达漠北及西域。(本章所说的北魏是由就是由北魏拓跋焘(太武帝)的祖父拓跋珪趁前秦四分五裂之际在牛川自称代王，重建代国而来。后他改称魏王，于398年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此后东晋数次派兵北伐，最终被大将刘裕趁机做大，借助平息东晋内乱的机会，成功夺得帝位，建立南朝宋政权，史称刘宋。刘宋建立19年后，北魏拓跋焘(太武帝)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建立了北朝政权。至此开始了南北朝对峙的时代。
此后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而北魏之后分裂成为东魏、西魏，其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一直到北周重臣杨坚(后来的隋文帝)，篡建了隋朝，又统一了南方的陈朝，中国才又一次恢复了统一。所以文章中说的北魏和西魏就是指南北朝大分裂时期的中国北方大部。我个人觉得这是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先后产生了中国最出名的四大石窟：莫高窟(甘肃敦煌)、云冈石窟(山西大同)、龙门石窟(河南洛阳)、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
其中莫高窟就是本文中说的千佛洞。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
除了麦积山石窟始创于十六国后秦(公元384年)，其余两座石窟均建于北魏时期。北魏确实是一个富有魄力的朝代。拓跋氏一支原本起源于匈奴鲜卑族，雄踞北方后，作为游牧民族的拓跋氏将如何统治农耕文明的汉族?最终，他们决定改革，汉化!先是行政制度、农耕制度然后快速推向文化：迁都洛阳，禁说鲜卑语该说汉语，改穿汉服，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死后葬于洛阳邙山，部落名号改汉语单姓，祭祀形式改为汉礼，鲜卑与汉族通婚(引用自余光中的《寻觅中华》)。
读后感1500字《中国化学学科史》
在暑假里，我认真的阅读了《中国化学学科史》这本专业书，感觉收获特别大。这部书追溯了化学学科在中国建立、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它不仅关注化学知识的增长进程，更关注化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体系、机构、制度在中国确立的过程。首先，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很多与化学相关的实践活动，并产生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其次，20世纪现代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完全是西方化学学科体制移植的结果。另外，中国古代的化学实践和知识，曾在一定程度上
对现代化学做出了贡献。
作为一门现代科学，中国现代化学是20世纪初从西方全面移植过来的。晚清民国时期是现代化学学科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关键时期。本书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尤其是对中国化学学会等中国首批化学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建立、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对于中文化学术语的制定以及学科化时期的学术研究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再现了中国化学学科的早期制度化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化学学科取得了重大发展，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化学分支学科蓬勃发展。但以前对于中国化学学科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还从未从学科史角度进行过全面的梳理。本书以1949年以后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情况作为全书的重点，填补了以前对于此段历史研究不够充分的缺陷。
《中国化学学科史》共分三大部分、共十七章。
第一部分包括前6章，对化学学科在中国得以建立的本土文化背景和国际学科背景进行了简要探讨，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化学相关实践和知识以及作为中国现代化学学科直接来源的西方现代化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
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化学活动、知识及相应的社会和建制框架。在古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均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化学学科，古代化学活动和知识存在于古代自然哲学、炼金术（炼丹术）、金属冶炼、医学及药物制备以及诸如制陶（瓷）、制酒等实用生活技术之中。这些实用性的技术一般都有官方和民间两套系统，除去造币为国家职能，冶铁、酿酒等曾经一度为国家垄断之外，其余技术一般既有官办场所又有民办场所。此部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化学实用活动、知识及其社会文化依托。
第二部分全面追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现代化学逐渐传入中国，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逐渐确立的过程，内容包括化学教科书的引进、名词术语的翻译、近代化学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的设置、中国近代化学工业体系的建立等。这部分包括三章。
第三部分、中国现代化学学科的发展，这部分包括后八章。是《中国化学学科史》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对我国化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系统概括，弥补了以往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化学学科发展情况研究不够充分的缺陷。这一部分分章介绍建国以来我国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分支领域里的学科发展情况，内容涉及这些分支学科中取得的重大化学成就、杰出研究者以及学术机构发展概况。
通过对《中国化学学科史》的学习，有效地提升了我的专业素养，使我较全面了解化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增强对化学学科的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以及作用的认识，了解其发展规律或趋势，而且对于我开拓知识视野、增强学科素养、把握学科发展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化学可以给人以知识，而化学史可以给人以智慧。在今后的化学教学中，我会主动地把化学史渗透于知识教学中，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论教育；向学生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向学生进行不畏艰险、顽强探索的科学精神的教育；同时还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训练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度以及加强诚信教育。《中国化学学科史》的确是化学教师 必读的一本好书。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锺之著《中国相声史》刚刚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书后写成这篇杂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国相声史》（以下简称“三人本”）。万事开头难，那本20年前问世的“相声史”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资料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又因为此书的三编是三人分工撰写，体例也不统一。
“倪本”中前有《引论》，后有《结语》，正文设有《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当代篇》及《域外篇》，全书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节。体例统一，论述的更全更细更广。此书从纵向看，贯通古今，从横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仅通过全书五篇的部分章节，略加评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从《先秦及秦时的优人滑稽》一直说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两汉南北朝的优人滑稽及影响》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补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历代笑话的积累》与“三人本”的上编第二章《历代笑话》的内容相同，可“倪本”列举的古代笑话更多，且有两篇正是单口相声《糊涂县官》和相声《贼说话》的出处。第八章《笑话与口技的结合—— 明清隔壁戏》，则是“三人本”中没有论述的内容。这一章关于隔壁戏的记述，正是相声由“暗春”到“明春”演变的重要阶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相声是否已经产生，尚无更多文献可证。但是道光年间的子弟书《风流词客》中，描写了相声艺人马麻子的艺术生涯，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节《近代相声的创始者》中，作者记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声名家张三禄和京剧艺人出身的相声名家朱绍文及其弟子。因为张三禄没有弟子，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在北京献艺，是他将全堂八角鼓中的“说学逗唱”四功，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流传下来。作者没有照抄他书，把张三禄硬列为相声第一代艺人。对于朱绍文及其传人，因为有艺人师承谱可证，因此书中的记述也很详细。
在《“肃亲王禁相声”及其影响》一节中，作者通过艺人的口述资料和有关文章，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清代光绪年间，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艺人处境艰难。北京相声遭禁演后，客观上也促使了北京相声艺人到外地献艺求生。从而使相声艺术走向各地，扩大了这个北京曲种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节《相声向外地传播》中，作者根据有关文献，论述了相声在天津、沈阳的实况。对于相声在河南、山东、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传播，虽然仅是一笔代过，但是也足以说明清末民初相声艺术的传播很广。第二节《“相声八德”及其同辈艺人》，第三节《“清门相声”的流传》，第四节《两代“云里飞”演唱的滑稽京剧》中，记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声艺人。这里，我仅说说“清门相声”和“滑稽京剧”。
“清门相声”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声，与其相对的则是艺人系统传承的“浑门相声”。“清门相声”自从阿彦涛收徒起，“清门”与“浑门”两派相声便开始融合。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钱粮停发，迫使一些票友下海从艺。作者根据现有史料，为民国后的“清门相声”著名演员华子元、谭伯如、陈子贞、广阔泉、高玉峰、谢芮芝六人都作了小传，列举了他们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还留下了唱片，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相声的珍贵资料。
在上述这些“清门相声”中，有人曾是京剧票友，熟悉戏曲，因此才能编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戏迷生活的《戏迷闹学》《戏迷卖切糕》等相声。又因为“清门相声”演员多比“浑门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编演出《夸住宅》《开粥厂》《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门相声”对于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剧，又名滑稽二黄。作者引用了北京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述。侯宝林、白全福等相声名家都是先学唱滑稽京剧、后改行说相声而名扬全国的。我想，侯宝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这与他当年唱过滑稽京剧下过功夫是分不开的。
现代篇
《现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节记选了《“冯家门”相声在东北的流传》《“马派相声”的形成》《张杰尧从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张寿臣》。这些著名相声演员，都是民国时期各地的代表艺人。在第十二章第二节《“女相声”演员的兴起》，提到了来小如、德淑珍、苗喜珍、冯洪飞等鲜为人知的早期女艺人。在《相声著作的出版》中，记述了张笑侠的《相声集》（第一辑），此书中的《相声总论》一文，是一篇研究相声艺术的重要文章。连阔如的《江湖丛谈》是曲艺民俗专著，书中有许多评书和相声史料。张履谦的《民众娱乐调查》书中有《相声》一章，记述了河南省开封市的相声艺术及主要艺人。这些民国年间的图书，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作家老舍与艺人欧少久合作的“抗战相声”和在华北沦陷区天津市常宝堃与常氏相声。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曲艺活动中，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和西河大鼓艺人王尊三都有公认的佳作传世，而相声却很少，在当时影响也不大，这也反映了解放区曲坛的实情。
在第十四章第五节《“俗文学”研究中的相声》，谈到了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此书把俗文学分为五类，其中的讲唱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曲艺。郑所记述的历代讲唱文学，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宝卷，清代的弹词、鼓词与子弟书等等，却没有提到相声。这是因为相声曲目多是艺人口传心授，没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声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著《中国俗文学概论》中，设有相声专章，并有《相声起源》《相声与双簧》等节。此外，只有散见于报刊上涉及相声的短文，数量也不多。不过，当时的俗文学家们，开始重视讲唱文学，并有人注意到相声，这也算相声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开头。
当代篇
在《当代篇》中，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术曲折发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别写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新世纪”四个阶段的相声状况。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声艺术几上几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建国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曲艺老艺人都欢欣鼓舞，其中鼓曲艺人编演了许多歌颂新中国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书；评书艺人也根据《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著名长篇小说改编过一些新评书，还有的艺人根据“二五长征”等党史上的真事，创作过短篇评书。可是，相声艺人却遇到了难题，不知道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时代，如何才能为人民服务。1950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帮助下，把传统相声《菜单子》改成《维生素》，把《文章会》改成《假博士》，都是试探性的改编作品。演出后，观众认可，也使艺人对改进相声有了信心。天津艺人常宝堃创作的《新灯谜》更是歌颂新社会的佳作。建国初期，业余作者创作的《夜行记》《打百分》等一批新相声，经过专业演员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其中作家何迟创作、马三立首演的相声《买猴儿》影响最大，各地艺人争相演出，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作品塑造了“马大哈”这个艺术典型。可是这篇相声也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也对相声《买猴儿》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叫好，有人反对，这在相声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却把何迟打成了“右派分子”，就连首演者马三立也在劫难逃，被迫离开舞台多年。本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强调了“双百”方针，文艺界很活跃，新相声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们都不敢写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相声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相声节目只有《社会主义好》《天上与人间》《水兵破迷信》《别泄气》等歌颂相声。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颂“大跃进”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风的。虽然在1958年年末，党中央就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大搞“反右倾”，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相声创作又进入了低谷。在建国十周年时，只有相声《昨天》是通过一个人的奇特经历，描写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不愧为相声佳作。
直到1962年在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开始“反左”，文艺界反响很大，不仅小说、戏剧出现了一批佳作，相声也产生了马季编演的《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节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文艺界，尤其相声界，又一次遇到了难关。作者对于这段历史作了如实记述。
《“文革”中的相声》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相声的真实情况。文革十年在曲艺界经过了“受高压、强挣扎、被利用”的三个阶段。文革初期，许多相声名家，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斗。全国各地的曲艺团队一度解体，相声在文艺舞台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台后，部分曲艺团队恢复，有的相声名家也归队，重新登台。1972年马季的《友谊颂》等新相声在电台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倪本”中还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声《挖宝》，作者没有细说，我补充几句。这篇写猪身上有百宝的相声，不仅运用了传统相声“子母哏”和“贯口”等艺术手法，而且冲破了当时“四人帮”大力推行“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是当时难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相声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帮的节目。如1977年出现了《舞台风雷》《特殊生活》等相声，让观众们非常开心。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的曲艺调演中，出现了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大受好评，“假大空”被人称作是继“马大哈”之后又一个反面人物艺术典型。此外，还有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反思相声《如此照相》，影响很大。为了繁荣相声创作，1984年举办的全国相声评比中，又有一批新相声获奖，后来的两届中国相声节，都产生过许多优秀作品。自从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春晚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的喜剧小品《吃面条》后，年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必有小品与相声的竞争。在有些小品中，运用了相声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声演员也改演小品，一直坚持演相声者，不仅有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还有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纪以来，相声回归剧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剧场相声很火爆，但是小剧场相声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在经济大潮中把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荤口相声又搬回舞台，还把网上流传的荤笑话改编成相声，因此，受到文艺界和观众的批评。
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不仅论述了祖国大陆的相声，而且还论述了宝岛台湾的相声和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也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声及与相声相似的曲种，如藏族中的藏语相声，蒙古族的笑嗑亚热 ，朝鲜族的漫谈、才谈等等。
在《当代篇》中，对于相声艺术的研究成果也有评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宝林等编写的几本相声知识读物，进入新时期后，在相声研究方面，史论传等无所不有。如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的《相声溯源》，薛宝琨的《中国的相声》，汪景寿、藤田香的《相声艺术论》，王决、殷文硕的《相声行内轶闻》，金名的《相声史杂谈》等都给相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与第二十章，记述了中国相声在海外的影响，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过《论侯宝林》，还访问过天津的相声艺人；朝鲜血统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崔淑英也来华访问过侯宝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尼古拉·莱仙客多年来研究中国相声，并把其研究成果写成文章编入教材。1981年他与我国沈阳相声作家白纪元，著名相声演员名家杨振华互相通信，探讨相声问题，加强了两国的相声学术交流。
此外，本书对于与中国相声类似的外国艺术，也有简述，如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流传的“漫谈”与“才谈”，日本的“落语”与“漫才”等等。
通过本书《后记》中作者的自述，我对这位曲坛老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与相声真有缘，天地人三才都占全”。从天时上看，他不仅亲眼见过相声艺术的整旧创新，而且还赶上新时期相声复兴，见到了曲坛百花争艳，笑林绿树成荫。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声艺术家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有些相声名家当选为中国曲协和省市曲协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中，获得终身成就奖者共有27人，其中相声艺术家就有6人。
在全国数百个曲种中，相声是流传最广的曲种之一。据我所查，《中国曲艺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种表”包括相声，开列相声条目者多达18卷，只有3卷的“曲艺志”中没有相声，但不等于本地没有相声，只是相声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种。可见，相声艺术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新时期以来，相声选集与相声论著大量问世，再加上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许多各地内部出版的各种曲艺资料及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与文章，乃至相声名家音频资料，这些都为作者写这部书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从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声宝地天津，从小就常听京津两地名家相声，喜欢相声，热爱相声。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文艺骨干，上台演过相声与话剧。虽然从天津城市建设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发表过关于相声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争鸣，让相声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调到专业曲艺团工作后，写过许多曲艺论文。“文革”时，曲艺团解散，他调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做文艺辅导工作，还给业余文艺工作者讲过相声课。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他成为“中国曲艺史”和“曲艺概论”两门课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写的《中国曲艺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1996年他退休后还主编过《曲艺讲坛》，后来又出版过《民俗曲艺与曲艺民俗》等书。因此他接受了这部《中国相声史》的任务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稿。
从人和上看，倪锺之为人随和，人缘很好，文艺界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很大，曲艺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倪老师，这也是他在曲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当然，仅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行，这与他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从当代文献到近现代文学、戏剧，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在《后记》中，他说：“尽管我给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见，而自己这部著作究竟如何？则又是一个问题。还请专家和读者品评吧！”
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写作态度是严肃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他都凭个人理解猜测用“可能是——”来表述。对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说法，也都是二说并存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这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专著，实在难得。但是由于占有资料的寡众，难免有些地方粗细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带、光盘、网络资源方面所谈较少。在“三人本”的下编中，有《老一代革命家关怀相声》一节，而“倪本”中却没有，我认为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我这些看法，对与不对，仅供作者读者参考和学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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