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斯密《国富论》意味着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开始，人类的经济生活已经绵延了几千年，从人类起源开始到近代，大概因为一切都与经济有关系，经济和历史总是紧密相连，感觉又学了一次历史一样。

提到的经典著作，当然是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他人的”。仔细分析这句话，再去通读先生的《中国经济史》，想来这本重要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把思考的疆域限定在中国经济这个自闭的系统里。事实上钱穆先生也说过了，“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门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我国是农业大国，书里对所有朝代经济的讲述，毫无例外都着重于农业。回到最开始的疑问，中国的经济路在何方？个人认为，既需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制度、道德、文化的营养，又需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已充分证明的市场活力。重建生态文明、道德文明、文化文明，过去的30年我们以经济发展为重，但并不是否定了五千年流传下来的精神文明，我们遗落的“仁义礼智信”需捡起，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遗落的“孔孟老庄”需重修，传承华夏文明，我们破坏的环境需重建，还我大好山河。历史是人们寻求正义与真理的过程，显然很难用“好坏”来简单评判。中国共产党的90年风雨历程，正是这样一场不断寻求正义与真理的长征。祖辈们所经历过的每个重大土地、税收、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其实都决定了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当下的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而此前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

实施一带一路，投资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保证汇率的稳定，高效地配置我们的资本和技术，为国民换来更多的资源和福利。最后我们希望能建立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国际信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正在稳步发展，在提高综合国力和社会生产力的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重若轻的作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跃出深潭的东方巨龙也会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

我一直以为，思维与思想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思维是一种更具深度的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维是决定思想的。因此就中华民族的艺术及其历史而言，其艺术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以及自古以来，中国人到底如何进行艺术思维，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烦难的学术课题，它关系到如何准确地把握中华艺术思维历史的人文素质、品格与规律问题。正因艺术思维史研究的难度较大，造成多少年来这一领域少有人问津的局面。而今读到金丹元近著《中国艺术思维史》(上海文化出版社xx年2月版)，很为他的学术勇气与探索精神所感动。

该书后记指出，艺术思维既不是一般思维，更不是单纯的哲学、美学、艺术学，却又与一般思维、科学思维、哲学、美学、艺术学都有联系。那么，如何联系?怎样才能将散见于中国古典美学、古代艺术作品中有关艺术思维的因素加以提炼，并使之归属思维范畴?拜读全书，我以为该书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关系到作者自己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困难在于，怎样在人类学视野中见出中华传统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异性与人类共同性;如何在研究策略上，既将艺术思维与思想分开，又是不可避免地或者从艺术思想进入来揭示艺术思维的品格与规律，或者直接论证其艺术思维方式及其人文、历史过程以证明艺术思维史的文法实质及其规律。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关于原始思维，世界上每一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原始思维的历史与人文阶段，因此原始思维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然而，中华民族关于文化、艺术的原始思维，却更多地与原始巫术文化而不是原始神话、原始图腾相联系。同样的天人合一，从智慧角度考虑，是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所说的诗性智慧;从智慧角度分析，又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思维。两者的区别，仅仅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生命状态内部的区别，而这正如《周易》所言，天人合一于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乃易理之根本，其实也是巫之根本。所谓趋吉避凶，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吗?生是巫，也是诗的主题。巫的感应、移情，是后之审美文化的根因;而所谓艺术思维，其原始方式，实际即文化思维。因为原始意义的艺术，是广义的，指包含一定审美因素的文化。《中国艺术思维史》论证其思维的人文气质，从巫、天人合一进入，这种学术理念与论思方式当是可取的。从巫谈艺术思维之和与类比、现象、味象等等，也是有理有据的。然而，任何历史的研究与撰写，其实都不能追溯历史之最早的源头，这正是人

读完这本书，我大概了解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历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压迫和反压迫的历史事件，它们如实地记载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实地记载了革命和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殊死较量;如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辉煌历史。

1840年，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这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些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野蛮和屈辱。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勿忘过去，面向未来!用我们的勤勉与奋斗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尤其在第一次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读后感 第(1)篇

罗教授思路清晰，研究方法新颖。全书严谨却不失趣味性，主要探索了近代中国思想、学术以及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对科举制的论述一章尤其精彩。科举制废除，四民社会解体，中国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志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再到平等的西学，再到尊称泰西，这些转变都无不显示那个时代整个国家急于改变糟糕现状的迫切心路。。正是因为迫切，所以崇新。相对于宗法，中体西用是新。相对于中体西用，君主立宪是新。相对于君主立宪，共和制是新…最终归结于马列主义，整个过程感觉都是在被动去适应…

近代这场中西文化短兵相接，我们，败了！现如今，大多数人不是去我们蜿蜒的历史中寻找光荣，而是争先恐后地数落自家的不足。这可能与我们传统的自谦有关。

了解我们的历史，研究我们的历史，熟悉我们的历史，才能真正提取她蕴含的菁华，才能谈得上文化自信。不然就只剩下四大发明这样烂俗的空洞的陈词滥调，还谈何增强自信~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读后感 第(2)篇

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天朝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认知升级。于是反求诸己，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使全社会掀越一浪超过一浪的趋新崇新思潮，。即如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但不几年即成为旧的代表。守旧如北洋政府趋新以致于三年在全国中小学改白化文。非新不能立足以致于非新不能救中国，求仁得仁，正是全社会的思想激进，使欧洲的最新思潮——社会主义能在中国风行。所以说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此言确是。

废科举对天朝社会的冲击不亚于辛亥鼎革，它直接打断了社会上下流通的渠道，使士这个阶层消亡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被打乱，而造就了大量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为辛亥鼎革及后来的一波又一波革命产出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读后感 第(3)篇

“南桑北茅西南罗”，近代史大师罗志田教授的大作，很精彩。清末民初，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一场都是大戏，历史的吊诡在这一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看西学如何东渐，国人如何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一步一步丧失自信，最终走向全面“西化”。看科举制废除后的社会大地震，看“士”如何演化消亡，四民社会如何一层一层瓦解冰消。看崇新求变的思潮如何将中国变成试验田，“学西方”“学日本”怎样演变为

这一本说讲诉了流人现象，他们背井离乡，向着一片冰冷蛮荒的地区前进，他们重新在流放之地融入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芬芳，留下了不朽的黑土地精神，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中国流人史读后感：流放者重生的热土，快来看一看吧。

《中国流人史》作为第一部全面阐述流人历史文化现象的鸿篇巨著，是李兴盛先生在其《东北流人史》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的。因此，关于黑土地与流放者的论述，无疑是全书的亮点之一，读后令人颇生感慨。

当年，从白山黑水间走出的满洲人，以其淳朴健勇的八旗兵一统天下，成为中华大地新的统治者。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龙脉风水和独享人参、貂皮、珍珠等物产资源，满清王朝竟对东北大地实行了长期的封禁政策，修筑了规模浩大的柳条边墙。正是柳边封禁，将东北大地孤立隔绝于中原文明之外，使这片曾经喧嚣的龙兴之地日渐沉寂，陷入萧条、归于荒远。从此，成为一个令中原人闻之变色、毛骨悚然的地方，一个大清王朝治下的苦寒之地、流放之所

从顺治年间到乾隆朝，作为黑龙江地区的正直、经济、文化中心，宁古塔是接收清廷流人最多的地方。这些流人中，多为明朝官宦达仕和江南望族才子，如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江左三凤凰之一的著名诗人吴兆骞；以治学著称的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还有江南才子张贲、侠义儒商杨越、文人金圣叹家属、明末思想家吕留良家属等等

当年，这些流人以悲苦决绝之心，背井离乡，向着一个冰冷蛮荒的未知世界一路行来。当他们历尽磨难、生死辗转，终于到达宁古塔时，早已是生不如死、心如枯井了

然而，与满清统治者的意愿相反，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那些在冰天雪地间生息的人们，不仅以黑土地般深厚、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流犯，还以淳朴善良、豪侠义气的民俗民风，给了这些刑余之人意想不到的尊严和温暖，也唤起了他们生的希望。面对这些有学问的客人，老百姓纷纷尊称他们哈番，那是对官员的称呼。宁古塔将军巴海等人更是豪爽开明、极少民族偏见。他们出于对文化人的尊崇，纷纷与之交为好友，待以殊礼，暇辄引接，与共谈论。因不忍这些文弱书生充当苦役，还主动行文报请朝廷令每人纳粮一石，免其役，让他们或生理耕种，各就本人所长。于是，久负才名的吴兆骞，以己之长开馆授徒。教书之余还被巴海将军聘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授其两个儿子读书；慷慨任侠，尚气节、好交游的杨越，倡满汉人耕与贾，一面传播先进耕作技术，一面倡导易市。其妻范氏善烹饪，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后感（一）

散章 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就阳明学来说因他有致良知谈心性的旗帜口号，吸取禅宗经验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产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学问的人，却持良知心性忝在阳明学门下，风气很坏。我想他们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无力深研罢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虽然王学之末流学问没做好，但明清之际受此影响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动与先驱》中又提出，"这种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锺之著《中国相声史》刚刚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书后写成这篇杂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国相声史》（以下简称“三人本”）。万事开头难，那本20年前问世的“相声史”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资料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又因为此书的三编是三人分工撰写，体例也不统一。

“倪本”中前有《引论》，后有《结语》，正文设有《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当代篇》及《域外篇》，全书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节。体例统一，论述的更全更细更广。此书从纵向看，贯通古今，从横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仅通过全书五篇的部分章节，略加评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从《先秦及秦时的优人滑稽》一直说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两汉南北朝的优人滑稽及影响》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补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历代笑话的积累》与“三人本”的上编第二章《历代笑话》的内容相同，可“倪本”列举的古代笑话更多，且有两篇正是单口相声《糊涂县官》和相声《贼说话》的出处。第八章《笑话与口技的结合—— 明清隔壁戏》，则是“三人本”中没有论述的内容。这一章关于隔壁戏的记述，正是相声由“暗春”到“明春”演变的重要阶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相声是否已经产生，尚无更多文献可证。但是道光年间的子弟书《风流词客》中，描写了相声艺人马麻子的艺术生涯，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节《近代相声的创始者》中，作者记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声名家张三禄和京剧艺人出身的相声名家朱绍文及其弟子。因为张三禄没有弟子，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在北京献艺，是他将全堂八角鼓中的“说学逗唱”四功，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流传下来。作者没有照抄他书，把张三禄硬列为相声第一代艺人。对于朱绍文及其传人，因为有艺人师承谱可证，因此书中的记述也很详细。

在《“肃亲王禁相声”及其影响》一节中，作者通过艺人的口述资料和有关文章，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清代光绪年间，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艺人处境艰难。北京相声遭禁演后，客观上也促使了北京相声艺人到外地献艺求生。从而使相声艺术走向各地，扩大了这个北京曲种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读后感 从接受教育以来，凡是有关历史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感兴趣过，也包括这门《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课程。要说之前不喜欢历史课是因为它的文字太过于枯燥，现在是因为自己的确实不喜欢。所以要我写一篇规范的关于历史的学术论文那实在是太难为我了，因为自己脑子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都没有，写不出来什么好的文章，就选择了写感想。 在我接受的历史教育历程中，每次一谈到我国的历史，编者们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吹嘘，什么华夏上下5000年历史文明；什么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什么伟大的四大发明；什么历朝历代的丰功伟绩，他们的疆土多么的大，他们的文明影响多么深远……这让我感觉就像一个失败者在别人面前或者安慰自己说自己曾经是多么的辉煌一样，令人厌恶。我承认那些丰功伟绩都存在，而确实也存在，我就是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有什么意义，让我们觉得身为华夏儿女感到骄傲？还不是有那么的多同胞连温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再说我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不代表有5000多年的文明。借用某老师的一番话，"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5000年文明，朝代的更迭，一帮人战胜了另一帮人，然后更换姓氏，开始破坏上一个朝代遗留下来的文明植入自己的文明，文明并不是得到了延续而是遭到了毁灭"。到今天只剩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明了，人们仅存的良知和道德被鼓吹是中华5000年文明，试说他们之间还有联系吗？一位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教授曾说过：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也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这些足以让我相信我国有5000年的历史并不代表我国有5000年的文明。编者们对历史教育如此的不负责任，试问他们是真的热爱这个祖国还是盲目崇拜啊？ 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常常居高临下，想象自己站在真理和知识的制高点上，用教师爷的态度自说自话地编写着教科书和入门书，我们的教科书和入门书用教条替代了历史，书里面所讲的历史仿佛不再是一个有人有事的时间过程，而是一个在某些怀有政治意图的强迫性架构中被分解填充的东西，几千年的故事被压缩成干巴巴的半打理论和一堆概念。其实，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当一个学生在面对这样的教材时，他并不能够感觉到历史的流动，却只能被动地捧着一大堆被"社会性质"、"生产关系"、"经济背景"等等分割切开出手的概念，尽管概念作为知识，比较容易背诵、复述和考试，但是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读后感 作者：银都学校 骆小玲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者陈旭麓，这本书主要描写了近代中国1840年至1949年中前80年的历史，以“新陈代谢”一词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变”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的冲击，又经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转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所以，本书着重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做了具体深入的说明。 新陈代谢体现了一种“变”的哲学。作者首先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入手，于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中提出了“代代相承，变化渐微”的特点，引出了“明清之际，明显的转变迹象”。而这些“明显的转变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人东来的冲击力引发的。而封建社会的“儒学定于一尊”也成为了中国近代80年历史意识形态领域中，改革与反改革不断被加以利用与论争的焦点。因此，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更衬托出了1840年后“变”的猛烈、迅速。 “变”体现在有关孔子和孔学的论战。它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历史进入近代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孔学由“想来不成什么问题”变成了问题，孔子的地位和权威因此而衰落。 在中国近代社会，封建儒学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不时被加以利用和变化。而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也不时被历史推向风口浪尖，反孔与尊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了变与不变的焦点内容，引领了观念意识形态革命的主流。如洪秀全托上帝以改朝换代，以洋教为旗帜建立了太平天国。反孔，大规模地践踏孔孟，而思想上却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儒家思想积2000年之久，所以“在他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却又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在他成为君王之后，“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在维新派论变的哲学中，认为变化是天地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提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总结出了“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变与不变的哲学，维新派与保守派变与不变之争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孔子；第二，如何看待学习西方。此后的辛亥革

《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读后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唐太宗这句话是为了悼念魏征而说的，但在此我想用它来说明读“史”的重要性。通过读史我们可以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教训，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少走弯路，避免误入岐路，这是我读“史”的一点见解。下面我就从不同年代的典型新闻入手，谈谈《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给我的启发。 中国古代文献资料记载的事件在本书里姑且算作新闻吧。《春秋左传》中的《长勺之战》记载的是关于战争的事，这篇文章以对话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当时的状况。其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长勺之战的一些情况。由此，我们可以学到一招：通过记录对话，我们可以清楚的再现事件真相。这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是一种经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蹂躏，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从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到革命派，中国人民作了各种救国路的尝试。在这之中，办报宣传是其共同的方法。《民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创办的。在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民权，民生。他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来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获得人民自主权利。此时，报纸是传播先进思想的工具，是启蒙国民的重要阵地。由此我们可以说报纸在当时对于人民思想的解放和启发民智方面有着巨大作用，这对于我们现代社会具有借鉴意义。道德普遍滑坡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法律对此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的，此时舆论的引导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通过表彰道德模范，为人们树立旗帜，让好的风气引领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来，舆论在鼓舞人民，引领时代发展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新华社文章《当你们熟睡的时候》介绍了夜间坚守岗位的托儿所保育员细心负责的照顾孩子，为了明天的乘客而紧张劳动的汽车公司检修厂工作人员，夜间急救病人的医生，黎明时的电报工作人员，通宵运蔬菜的农民，洒扫全城的清洁工人深夜工作，为了千百万读者而深夜奋斗的报业人员，供应的小贩……这些都是为了让生活更好而努力奋斗却鲜为人知的人，正是新华社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自己的美好生活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