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的读后感。
能够在读一本书时全身心地投放是一件非常令人快乐的事。书中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尤其读经典作品，它们都是作者智慧的结晶。阅读作品后，我被作者描绘书写的情景吸引，印象深刻，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写一篇关于作品的读后感，优秀的作品读后感怎么才能够写出来呢？为此，小编花时间整理了中国现代史的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本文。
中国现代史的读后感（一）
近日闲暇之余，在淘宝网站上闲逛，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史》的书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商品中使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了，多日来我都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路径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的困惑将在你这里解开，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不多日，《中国现代史》便如约而至地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着。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中国现代史的七个阶段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2020、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示威，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中国现代史的读后感（二）
刚刚开始上《中国近现代史》课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这段历史我们初中学过两遍，高中学过一遍，现在来到了大学，怎么还要学啊？而且内容都是雷同的，都是从鸦片战争讲到至今，没什么翻新嘛！
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却觉得学校如此的安排纯粹是多余。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
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
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
中国现代史的读后感（三）
暑假，我看了一本书《中国现代史》，给我的感触非常深刻。
它讲述了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时代，从遭受侵略、奴役的弱国，变为世界政治舞台上起到举足轻重的强国时代。
鸦片战争，西方列国用武力迫使腐败的清zf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等等，让我看见了腐败无能、软弱透顶、闭关自守的zf是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根源。
虽然清zf愚昧腐朽，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从反帝到反封建，无数次大大小小抗击外国侵略者英勇悲壮的斗争。
里面的故事非常精彩，让我认清了历史的重要性。
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讲理的国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恃强凌弱，我更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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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读后感
中国近现代史读后感（一）
老师推荐阅读徐大师《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静下心好好的欣赏。
徐中约是华裔美国历史学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师从费正清大师，但却与费大师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界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形成冲击，这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是好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中心论。徐中约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国内部原因来深入挖掘？？
总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着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在当时的这个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很是不易，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历史总是大浪淘沙，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这本书丰富全面，分析事情客观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很好的补充了课堂的局限性，通过此书可以全面领略中国是如何从康乾盛世转而列强入侵，继而又重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当时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正在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体面生存下去的道路，以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构建起概念的框架。与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开始发展，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特征延续中国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显着特征。
总体说来，这部书描述了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痛苦挣扎到剥茧而出的过程，讲述了平民大众如何度过那个悲欢离合的时代，表达了一位旅美历史学家以中国人的身份对于中国的深深情愫。
中国现在犹如一只涅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转世重生。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中西的交织，使两国将在未来将极大的制约整个世界。
中国近现代史读后感（二）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些条约给中国人带来了野蛮和屈辱。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勿忘过去，面向未来！用我们的勤勉与奋斗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1900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为扞卫民族独立而展开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它失败了，但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性。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这是中国人民的一部探索史。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运动，又有新生阶级代表，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中国近现代史读后感（三）
怀着崇敬的心态拜读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读完之后颇有所得。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近代化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却又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为何如此缓慢和曲折的社会根源，但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他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个话颇有分量。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在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迅速走上维新抑或革命之路呢？
本书以恭亲王奕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即百日维新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然而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了。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全盘西化口号为胡适在一九二九年提出，意即对西方文化都不预设任何的人为限制。或许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值得推崇的，然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应为他们的勇气所折服！
此外：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大师之作，言简意赅，薄薄的小册子将中国近代史讲述的清晰明了。由于我在上高中时所受到的中国近代史教育，有太多的政治倾向，所以看到蒋先生的大作，真的是从眼睛到心灵都清澈无比。他不仅是从客观的角度的讲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尊重的角度讲历史。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人民的尊重。
我认为这本书不仅仅可以作为高中生、大学生的教材，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作为教材似的史书，它将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很轻松地进行了梳理，这样根本就不可能再混淆再硬背这个那个条约，赔多少款，割多少地是怎么回事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更应该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海军的失败等等，近代化过程中这些耻辱是怎么产生的？实际上，很多伤痛或许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给自己的。
历史值得我们深思！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
《中国近现代史概要》读后感6000字-中国，从历史中走来
在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一书之前，我艰难的阅读了由黄平、姚洋、韩毓海合著的《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书。这是一本展开胸怀，盘点历史，关注当下，让我们打开多个窗口、看到不同思想风景的大书，为我们提供了宏大叙事思维方式与微小叙事思维方式共生演化的精彩样本，也让我们窥见了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同一进程的中国知识分对于这一进程的不同理解。作为一位普通的读者，我深感知识面的狭窄和思维深度的浅薄。但因试图对中国党史、国史进行一次全面的学习、回顾与梳理，以及阅读效果不满的驱使，我便对《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一书就行了认真细读，于是对主旨思想与读后心得作一简要总结。
一、雾里看花：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一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016年1月第二版出版的图书，主编者是王顺生。编者将16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通过上中下三编做了详细介绍与讲解。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年)。这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遭遇外国列强侵略，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辛酸史。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从地主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到农民阶级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试验都失败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须要有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领导力量。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1949年 )。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的头7年，一派欣欣向荣;之后的20年，一方面继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
《中国近现代史概要》一书，编者是将其作为21世纪党史、国史教材来编写的，主要讲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书中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帮助我们了解国史、国情和党史、党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本规整的书籍，编者虽做了二次修订，但还存在着一些瑕疵，有的史料不够确凿，有的表述不够严谨，有的详略不当。但通过细读文本，却能启发和引导我们以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为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回顾反思中国革命建设的成就与问题、经验和教训，认清现实的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二、得其门而入：现实的中国，从哪里来?
(一)现实的中国，从苦难深重的民族经历中走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家国不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间，西方列强逼迫中国签订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仅《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十个不平等条约，就从中国勒索了12.3亿两白银、2140万银元。一些国家靠着从中国劫掠的不义之财，迅速发展起本国的工业。而中国则一步步走向积贫积弱，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蹂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民族独立之路上，有3500万中国人民失去了生命;在民族解放之路上，单单解放战争第一年，就有30万军人失去了生命，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牺牲。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现实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用生命之躯换来的，是一场中华民族苦难的民族经历。
(二)现实的中国，从艰苦卓绝的探索实践中走来
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一清二白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面临着人民大众与封建地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依然没有自己的财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完成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愿望，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中国人民迈上幸福生活的大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伟大历程。60年、40年，不仅仅是时间的凝练，更是无数中国人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卓越追求的历程。中国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成就，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的中国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让中国人民充满自信的道路。
(三)现实的中国，从悠久灿烂的文化意蕴中走来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国历史绵延五千多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理论、实践源泉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平安康的幸福生活。5000年来，中国人民在这样一种理念中，奔赴心中的梦想。即使历经沧桑，也不改初心，即使路途遥远，也要像愚公移山一样，坚忍坚毅。中国人民历来勤劳自强，正是这种文化基因，让中国人民一步步进行社会建设，披荆斩棘，克服一个个困难，迎来一次次胜利。在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激励着中华儿女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等伟大壮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精神见证了中华民族苦难历史和在实现民族独立道路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不屈服、不畏难的抗争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以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女排精神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顺应了中国发展、时代进步和改革开放的要求，激励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文化是最基础、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历史证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也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更是是引领中国人民向前发展的魂。现实的中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探索、渐进完善、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结果，有着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是从中国5000年悠久灿烂的文化中走出来的。
中国的现代化读后感
中国的现代化读后感（一）
许永桂
对于世界来讲，或者准确地说，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中国就是一个异类。因为他们总能发现，似乎套用的大历史的规律，无法很好的匹配中国的大历史。
现代化，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就像那首诗说的：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这首顾城的诗道出了一种境界，就是我们对现代化这个词的若即若离之感。
曾几何时，我们被课本里面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召唤所激动着，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它永无止境。
现代化包含过去，无法分割。
现代化的模式多种多样，我们无法说得清。
现代化，是我们终将面对的大路。
本书作者试图通过比较近代史的中国，与已经走向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来找出使得现代化得以进行下去的共同条件。
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除旧迎新的过程，是一个前途光明道路坎坷的路程。
现代化，是一场人类大历史的深刻革命，它极大影响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人类的一些习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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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读后感
工业化，总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出现而出现。在我看来，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
现代无论如何怎样装扮下的现代化，如果不是技术发展先进下的现代化，那也是水中月，镜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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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贡献之一，就是在两个时期阶段的比较中，通过完整详细地考证和探究，为我们介绍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的史图。语言把握准确，对中国历史细节的把握细腻，令人记忆深刻。
1840到1949以后，两个时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他们分别在诉说中国大历史的波澜壮阔的进程。
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在书中依稀可见人物的神态和音容笑貌以及他们在历史中的奋斗。
对于中国的独特性，想必在社会科学里面是屡见不鲜的。任何一种看似美好的理论，在中国应用起来的时候，总是那么步履维艰。
这也是我们本书的目的，作者熟稔东亚和俄罗斯历史，对历史事实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而且令我们惊奇的是，他对历史背后的许多现象看得很透，完全是一个中国通。
研究中国的历史，最怕的就是拿着一些二手的资料，然后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历程。最后的许多结论总是离着事实很远。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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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才是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留存千年的原因。最近的杭州G20峰会的晚会，当那一幕幕的西湖美景闪出的时候，我相信，多少中国人的心弦都被拨动。一个传统的中国，就在于那些湖光山色的山水之间。就在八大山人的画，在苏东坡的词，李白的诗，还有徐悲鸿的奔马中。一个山水中国，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
农业的文明，代表着天人合一，代表着绿色环保，代表着人与环境共存的和谐。
工业时代的来临，让城市的面貌焕然一变，人类的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电灯的发明，让我们进入了不眠的夜晚。灯火通明之间，我们透过卫星图片，甚至可以判断经济的发达与否。
一个流水线作业的时代由此展开。
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道不尽这个时代的唏嘘与惆怅。
历史的画卷到了此，人类改天换地新生活。我们也习惯了午夜仍旧不睡的生活，"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场景成为了深山老林才有的现象。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执迷于电子移动设备终端的虚拟。手机蓝盈盈的屏幕，永远晃动在眼前。
我们的眼睛逐渐不再清澈，我们的空气逐渐不再清澈，我们的湖水，也逐渐不再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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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代化的脚步，是不能停下。因为工业化的需求，我们永远有。因为有了工业化，我们才能改天换日，才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没有工业化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美梦。
只有那不断前进的高科技，才能让工业化更加与我们和谐，也才能带来更好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没有人能够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因为它永无止境，前途是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欲望是无穷的，但是理性的缰绳，也需要套在奔腾的欲望骏马之上。
在本书中，一个衰朽的清帝国，在欧风美雨飘摇中垂垂老矣，它依然在寻求自己自强的未来之路。
一个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中国，也在试图走向现代化的强国。
这种中国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令人动容。
现代化，究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强大的管理基层的能力。没有强大的管理能力，我们就不能保障现代化。
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央政权的管理乏力。所谓乡绅自知的乡村美梦，其实一直都是幌子。
只有到了共产党的天下，中国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才最终被严密管理起来，才最终保证了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如果做不到这点，我们的中国，将可能是印度。
鼓吹"自由"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基层的自我管理，也是严密的监控。殊不见，作为自由民主的发源地的英国首都，每个角落都无一不在监控摄像头的照射之下。
所以，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国家把所有的底层人民动员起来，才是建立强大现代国家的根本。抗战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团结的机遇，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走向和平的中国，也还将继续团结中国人民，组织中国人民，动员所有人民来建设国家。
将国家的触角深入了农村的每个角落，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除此以外，我们再也没有其他快捷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进步，教育、医疗卫生、人口、经济增长等等，都是需要严格的管理控制下，才能做到突飞猛进的进步的。这在现代中国中，举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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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我们放眼过去，畅享历史的长河。从秦开始的统一，国家就无时不刻在为着破除封建的藩篱而努力奋斗。从秦驰道，万里长城和灵渠伟大工程的修建中，我们看到一个帝国为巩固自己疆域的决心，也看到中华民族开始形成大一统的雏形。
在西安的兵马俑中，我们看到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面容，惊讶于当年技艺的高超，也深深震撼于一个强大中央集权政权的巨大能量，这个制度本身，将那个时代的生产技术水平，通过集权方式，发挥到了巅峰，铸造了这千古的奇观。所以，帝制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从此以后，天下不再是"家天下",一种公权的形式，在历史中徐徐展开。
此后的两千年，中国就一直处在中央与地方主义互相斗争的主线中。即使到了清帝国的晚期，到了民国，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的岁月中，地方主义的风险，作者认为，依然也是一种不利因素。
由此我们感叹作为胡虏的元统治者，他做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重大制度变迁——建立行省制度。
作为广袤国土的管理方法和防范底层人民造反的行省制度，一举荡平了唐后期以后的军阀割据局面，军阀们再也无法找到一块天然的适合割据的地盘（四川除外），分裂行为得到了遏制，影响深远。
罗兹曼还谈起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我想，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背后的重大意义。
一个现代的中国，能够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即使在文革，军队的变动，也在掌控之中。现代中国的管理能力，已经超越了历史。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现代与历史的传承，始终也是一条规律。不可能有超越历史虚无主义的现代化。我想，作者一再进行两段宏伟历史的对比，就是要说明，一个现代的中国，依然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我想，在历史的阶段中，我们是无法超越的。
中国的现代化，最关键的不是技术，资本积累，而是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一定要牢牢把握。斑驳陆离的南美贫民窟，不能让它出现在中华大地。不断追求公正公平的理念以及救贫救弱注重社会的原则，一定要紧紧抓住，才能走向"民用、民治、民享"的康庄大道。
中国的现代化读后感（二）
中国的现代化
By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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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书思考
当初老师列出数页书单，几十本书的时候，我的内心十分落寞甚至感到一丝凄凉：我的天，一个学期要看这么多书？老师咋不上天呢！但听了具体要求，每个小组只需要选择一本书，并且有整整半个学期的时间进阅读、思考、写作。这正和我意啊！我一直有写书评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总被懒压制着，如今可以在这么多的书中选出最感兴趣的书，又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阅读一本书，没有强迫，没有浮躁，只需静静的阅读，感受，还可以顺便走出打破我只看书从不回头反思的陋习的第一步，这是多么美好的体验。
于是抱着放松的心情，我拿出了老师的书单，一本一本的往下滚动，只从书名中判断它是否适合我们小组的阅读。《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的书名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讲的是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一段历史，我们有阅读这本书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而"现代化"则表明这本书的视角是一种运动的，发展的视角，与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静态的史实会有不同，而这种视角对我们加深对近现代史的了解非常有帮助。再有，通过加深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种种历史条件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社会的现象等等，这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理解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年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不懂祖国历史，特别是不懂得近百年史的倾向。胡耀邦也指出要" 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并把它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措施。
还有一点我期待的是它是一本由美国学者所著的研究中国的专著，它体现的可能是西方对我国近代史的理解，他们会是怎么看待这段他们曾经在其中扮演的侵略者角色的中国历史的呢，会不会有失客观呢，他们的研究水平又到达了什么程度呢？
再有，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是1982年，老师为什么要推荐一本30多年前的书给我们呢，是这本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描述的极为精辟，30多年后仍无人可及，还是它暗含了对当今中国的预测，老师希望引起我们的思考，检验书中的预言是否正确？
带着这些期待，我决定选择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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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概况
《中国的现代化》是美国一批著名学者近年研究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综合性著作。它从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说起，一直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科技进步等五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晚清、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后各个时期的起步、彷徨、动摇、发展、挫折、再发展的艰难历程。
作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日本和俄国这类社会的相互对比与彼此理解，也兼及有关现代化与前现代的宏观社会学比较，或者东亚与西方发展路径的比较。著有《清代中国的人口与市场调解》等，编有《中国的现代化》、《东亚地区：儒家遗产及其现代调适》、《日本对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回应》等。
作者对于中国国内问题的探讨，持论颇为客观，中立。全书的结构非常清晰：序论讨论了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和标准，一共两个部分18,19世纪和20世纪，在各大部分里又分为5个主体板块，即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增长、社会一体化以及知识和教育，最后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小结并评论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以及中国未来的可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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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
1.何谓现代化。
作者写了整整七页，还是没有给一个明晰定义，只罗列几个方面的因素。也许是因为现代化太宽泛影响太全面，以至于无法明确定义。稍微像定义的一句话是"这里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但"所谓"二字所表现的意思又是模棱两可的。
定义不易，要想要衡量现代化，难度则更大，国际依存度、产业结构、出生率和死亡率、经济增长及其持续性、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的效率、组织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教育拓展……需要考虑的标准如此之多，而且很多标准甚至根本无法衡量。究竟有多少因素应该涵盖进去，究竟各种指标的相对比率又应该定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对此也尚无明确认知。作者认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工业化"或者是"西方化",而是社会从整体上的一种进步和提升。政治基础、社会组织环境、人才和教育、国际环境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经济的发展又会促进其他方面的进步。
作者引入现代化的方法研究中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作者希望通过这个工具来弄清中国社会中哪些因素有助于走向现代化，哪些因素阻碍着现代化，并对现代化发生的速率和模式加以评估。认识到作者引入现代化研究方法的目的，我们大概也能知道作者提出"何谓现代化"这个问题的原因了。
2.现代化具有多层面性。
一个社会在现代化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不考虑学科边界的。正如我们各个国家领导人所发现的，要在某些方面（如工业发展）取得成就，同时他们无法避免在由此在其他方面可能会产生深刻而且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影响。作者从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教育这五个方面来考虑各种变化，力求绘出一幅这种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现代化图像。
把国际背景作为入手点是因为对于一个后来者而言，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很明显的，19世纪起，中国之外的世界就深深冲击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政治结构的核心就是人和物的协调和控制，现有的协调和控制结构有利于现代化的启动吗？国家的行动本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经济结构和增长就不用说了，生产的增长对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变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都集中在能筹集足够的资金并使各种活动和发展得以保持平衡的问题上。
社会整合方面讨论的是社会实现更大程度的统一和互动作用的过程。社会问题涉及到人力资源的质和量，空间分配和组织，人际关系，居住模式等等方面，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可能是现代化的一个指标。
最后讨论的是知识和教育，任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都会优先考虑吸收并拓展现代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对于借鉴别国经验和建设一个新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扫盲教育就应该普及到全体公民。
3.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太丰厚，以至于这些丰厚的条件本来应该在现代化的转变发挥其无与伦比的优势，结果却是导致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懒惰，丧失了改革的动力。
政治上中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以高度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从17世纪开始，它又不断扩张，形成一个庞大且繁荣稳定的帝国。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精密的专门化和职能区分，并由职业官僚遵照高度理性化并有案可稽的成规及先例进行管理。经济上国家对民营部门的管理和控制不愿过深的卷入，还敏锐的认识到价格是市场力量均衡的标志。社会整合上，中国为各个家庭追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创造了一个具有秩序性、可测性的十分宽松的环境。知识教育上，男性识字相当普遍，传统技术高度发展，商业和法律活动的书面性甚至深入到乡村。在很多方面上，中国具备向现代化转变的条件。但1900年前的一两个世纪里，我们可以发现，远在和西方发生对抗并遭到屈辱之前，中国就有过错失良机的例子，丧失了对新式国际势力警觉的机会，丧失了延伸政府权力的机会，丧失了从分散而地方化的消费中将资源征集起来的机会……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表面上的完美性和全面性构成的了现代化变革的路障，旧秩序高度的稳定和伦理公正在本质上就阻止着变革的发生，这是19世纪前好几百年间缺乏改组的后遗症。于是某些本来会有助于中国向旧世界告别并踏上现代变革之路的遗产因素正在失落，而代表着抵制向现代性转化的顽固因素却保留下来甚至加强了活力，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日趋困难重重。
4.清朝显而易见的中央集权制度内在的高度集中的权威背后是中国社会地道的分散性质，而这种社会分散性质既是中央集权的垫脚石，又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一种障碍。
由于中学课本的指引，我一直认为清朝是专制集权巅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的，因而当接触到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其实小的观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新颖。原来清朝统治集团并没有为统一而有力的地方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过分的集权于中央抑制了朝野精英阶层的创造性和责任感，进而导致家庭和宗族利益的泛滥，强化了地方主义，最终其实是不利于朝廷对村庄和县级政权施加影响的。
20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地方割据，这也是中央集权得不到真正实现的表现。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得不到彻底的贯彻，同时地方势力把中央的税收纳入自己的财富中，这些财富又大量支出到军费，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化值得欣喜的成就就是军事改革。局部地区的私人企业大概也在一战期间得以充分发展，然而很快又竞争不过外资。并在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中，当时民国政府遭到致命打击，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社会统合方面，原本政府的社会支持基柱和城市精英和资产家，但抗日战争把它的这一基柱打得支离破碎，城市精英流落农村，资产家破产又或者远走他方。社会支持势力瓦解了，其政府组成的正当性和声势都减弱了不少。
5.后发国家与先行国家的区别及实现赶超的策略。
现代化的后来国家和先行国家区别体现在：①后来者必须越过差距，并且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采取许多措施，特别是在计划和资金方面。②这些国家被迫与其他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保持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他们树立了榜样这是有利的，而这些榜样又是如此的遥不可及，这又令他们感到沮丧。
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他们的通知形式都依赖于家庭和宗教的团结一致，依赖于地方自给自足的理想，然而，地方主义和家庭宗族统治处处被现代化打得落花流水。现代化的吸引力是无法回避的，他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具备无可争议的能力，清心寡欲的人是不多的，当卷入现代化浪潮中后发现问题往往已经太迟了，只能想尽办法走好现代化之路。
这时候要缩小与先行国家的差距，必须实现一种状态，而在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上台掌权后才实现，那就是让国家利益（而不是家庭，宗教或是地方）无论从理想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为个人决策的关注焦点。共和国后，对国家有无好处，或有多大贡献，成了衡量一切行动的参照系数，任何利益都要让位于国家利益。
这让我想起了一次课堂上对民主和专制的讨论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后发国家通过专制才可能实现超越引来各方炮轰。其实我的观点就来自有于此书，没有国家权威的引领，如何达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呢，如何将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资源集中起来进行针对性的建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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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全书
1.全局观。
本书以完整清晰的脉络构建了一幅中国现代化的图景，现代化的五个方面环环相扣相互影响，17世纪为18世纪奠定基础，18世纪矛盾开始显现，19世纪矛盾集中爆发，18、19世纪又给20世纪的现代化建设留下了或有利或不利的遗产。更具体来说及时许多早熟现代特征的发展和某些似乎有助于现代化的条件在17、18世纪就已经显现；18世纪失去机会后，这一基础就缺乏进一步扩大的能力；19世纪遭到侵略后这些问题的恶化进一步损害了以前的基础，而现代化本来是可以在这些基础上较顺利进行的；20世纪中国共产党掌权后才通过国家权威较好的利用了这些基础，但也由于当初建立的过度集权，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也犯了很多错误。这样纵横交错的历史给了我全新的学习历史的体验。
中学课本强硬的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每一本书都分开学习，分开考试，活生生把历史的连续性，相关性给打断了，并不利于史学素养提高和结合历史分析现实能力的培养。
作者说"对中国研究的越深入，前现代遗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一方面来看中国具有辉煌的文化传统，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获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的权威性也是举世无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由于这种值得骄傲的遗产，19世纪中国当权对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中国政府在面对现代国家的挑战面前显得腐朽无能。如果把历史以1840为分界割裂，那我们如何能看出1840年前的遗产给1840后的世界带来的一切影响呢？
2.比较观
本书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作者精心挑选了比较的对象——俄国和日本，并在全书贯穿着对比，让任何很直观的看出中国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也通过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相对迟缓，指明拖住中国现代化后腿的道理。
对比还解决了一个现代化标准难以衡量的问题，利用其他国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并将其作为比较研究扩展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
当然，若要进行比较，纳入的国家越多越好，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面了解所有的国家，作者也是如此，选择日俄作为中国的比较对象作者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这些国家要为读者所熟知，还要考虑国家的规模、历史的连续性、前现代的发展、转变的时机和性质、迅速现代化的成败等许多的因素，最后日俄两国是最切近于这种理想化的历史实验室。
3.价值中立
与我未看书前的预测完全相反，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描述相当的客观，没有丝毫的意识形态色彩，完全依据事实说话。对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政府对现代化的影响做出公正的评判，唯一的标准只是对现代化的贡献。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作者描述的新中国为现代化做出的贡献，他不偏不倚，甚至比很多中国人看得都清楚。在经历了一个一切都毁誉参半的时代，许多中国人可能到了一个怀疑所有历史正确性的时候。历史书上的歌功颂德，我都觉得言过其实。但看了这书以后，才知道原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几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现代化成就。虽然日后的错误也延缓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谁能不犯错呢？且看我们今时今日的发展态势，也许未来我们才能评论谁是谁非。
作者还在比较中常常使用"先行者"、"后来者"这两个与其他社会相比较的概念，而不是"成功者"、"失败者"这样的词汇，即使用描述性而非评论性的概念。但是当时置身现代化中国人却认为早期的现代化才是成功，后期的现代化则被视为失败，这种观念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让中国人长期没有全力推进现代化实现超越的信心。而作者却尽力把自己当做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看待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和挫折，起因和结果。
5
总结
这本80年代的作品在其结尾处给中国留下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官僚队伍因为规模太大，任命和提拔主要看政治而非政绩，加上思想派系的干扰已经士气不高，在新领导的指挥下，这部官僚机器能够高效运转起来吗。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作出更大的努力以求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政治参与制度。第三个问题是与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合作逐步扩大是否会导致中国对个人自由的进一步承认。第四个问题是在其他方面对现有资源的迫切要求面前，已经达到的营养、安全、保健以及其他服务方面的水准会依据过去几十年经济能力的扩张和未来年月的经济增长而维持下去并有提高吗。
改革开放38年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位美国学者当初对中国发展所持的怀疑，如今中国都已经为其给出了答案。中国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80年代初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已经被解决或者出现转机，现在看来是令人兴奋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位学者所预测的贫富差距，人才培养，社会流动这些可能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惊讶也敬佩于作者对中国走势的判断，因为这些问题确实在困扰着我们。
在中国的现代化中的"中国模式",作者找到了么？这本仅仅写到80年代的书并没有给出解答，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也远远没有实现。我们还要继续不懈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继续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相信党的执政能力会不断提高。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早日实现！
现代心理学史读后感
现代心理学史读后感
一般认为，现代心理学是从德国学者冯特的研究开始的。在冯特之前，关于人类的心理有诸多的探讨，但大多以哲学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出现独立的心理学科。在15世纪，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折服于完美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模型，并且认为宇宙万物都可以由机械原理解释，心理学也不免染上了机械决定论的色彩。有代表性的是笛卡尔，笛卡尔认为，心理是身体对于刺激的反射活动，反过来心理也会作用于身体，即所谓的身-心二元理论。
后来，在批判形而上学的诸多作家中，洛克、休谟和穆勒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对于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意识经验分解成元素，复杂的意识是多个元素的组合，组合的过程就是联想，这种组合十分类似于机械的组合。这些观点为后来冯特的研究做了一些铺垫。也有从生理角度研究心理学的学者，比如赫尔姆霍兹测量了身体的反应时间和神经传动时间，韦伯则测量了身体感觉的两点阈值，也叫最小可觉差。比如，我触碰你的肩胛和腰，你肯定可以分辨这是两个地方，但是如果我触碰了你肩胛的两个点，只要这两个点足够近，你就分辨不出来这是两个点，这个足够近的距离就是最小可觉差。
总之，在冯特之前，心理学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学科。冯特被誉为现代心理学之父，冯特和经验主义学派一样，也把意识经验分解成了元素，包括感觉和感情，其中感情又分为三个维度：愉快/不愉快，紧张/松弛以及兴奋/抑制。这些元素组合以后就是意识经验，冯特不同于经验主义学者的是，他提出了统觉的概念，他认为这种组合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组合，而是有机的、积极的组合。一个人要想仔细分析他的意识经验，他就必须能够把意识经验再分解成元素，分解的过程就必须用到内省法，这是一个对于心理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方法，同时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方法。
同时期，艾宾浩斯研究了人的学习过程，并发现了遗忘曲线，这个遗忘曲线一直到现在还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另外三位学者则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冯特的理论，布伦塔诺认为冯特的研究集中于心理活动的结果（比如看到了什么），而忽视了心理活动的过程（比如为什么这么看），而这个过程才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斯顿夫则反对冯特把意识分解成元素，他认为心理学的基本数据是现象，是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人为的、抽象的分解，这个分解过程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损坏了心理活动的自然过程。屈尔佩则扩展了内省法，冯特的内省法力求让被试者客观的、可量化的描述意识，而屈尔佩则鼓励被试者更多的描述主观感受，并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引导被试者体验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屈尔佩认为心理学是依赖于经验者的经验事实的科学，而不是冯特理解的不依赖于经验者的客观事实的科学。
后冯特时代的集大成者非铁钦纳莫属，铁钦纳不再关注冯特所关注的元素，而是关注元素的组织过程，或者说构造过程，所以也称为构造主义。为了研究元素的组织过程，就需要更加精确的界定元素，这进而也就需要更加规范的内省法，铁钦纳试图通过标准的提问来规范内省法，但这一试验方法使得受试者刻板的回答问题，遗失了大量的具有心理学意义的信息。铁钦纳的理论受到了学界的普遍批评，以至于铁钦纳本人晚年也不再坚持构造主义，转向维度研究（愉快/不愉快）和斯顿夫倡导的现象学。
不管是前冯特时代还是后冯特时代，心理学研究仍然有意无意的把人看成机械。一直到机能主义的出现，心理学才真正的不再把人看成机械，但机能主义也只是把人拔高到动物的层次，还没有到人的层次。机能主义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机能主义关心的是心理如何发挥它的机能，以使得有机体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机能主义发扬光大的背景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各个人文学科的渗透。机能主义的先驱詹姆斯所着《心理学原理》对冯特和铁钦纳理论形成了较为决裂的对抗。詹姆斯认为心理生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变化着的总体经验，意识是连续流动的，任何把意识分成独立暂时的尝试注定是扭曲的，并强调意识是机能和目的，是为了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是进化的产物。安杰尔的《心理学》对于机能主义的进一步阐释使得机能主义逐渐获得普遍认可，到1930年，在与冯特和铁钦纳的争论中，机能主义完全取得了胜利。
机能主义的遗产是应用心理学的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心理测试被普遍用于征兵活动中；威特默将心理学用于变态行为的治疗和评估；希利建立第一个儿童指导中心，心理学被用于临床；霍桑则把心理学拓展到工业组织中，发展出了工业组织心理学；闵思特伯格进一步发展了工业心理学。
无论如何，在华生倡导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之前，心理学更像是一种人文科学，而华生试图将心理学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行为主义认为心理学应该聚焦于可以观察的客观行为，而不是对于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断，只有这样，才能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行为主义肇始于动物心理学的研究，比如巴普洛夫研究狗的条件反射，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典范。爱德华托尔曼发展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也称为操作主义，顾名思义，操作主义关注的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行为必须能够客观观察和操作定义，这有这样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应用，则主要是斯金纳的行为矫治，通过奖励强化一种行为，通过惩罚抑制一种行为，以此来达到是对于不良行为的矫治。以上的这些行为主义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人看成一种机器，或者至多看做一种动物，以此来假定人对于环境的刺激表现出的行为上的反应。而班杜拉开始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于个体心理的影响，也就是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也称为社会行为主义。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心理学最初是把人看成一部机器去研究，后来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阶段，心理学终于不再把人看成机器，但也只是把人看成一种高级的动物，只有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阶段，心理学才真正的把人看成人，开始关注人的痛苦、恐惧和困惑。精神分析领域，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理论既统一又区别，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先驱，弗洛伊德关注人的潜意识，并且认为潜意识才是人格的驱动力，而在弗洛伊德所确定的潜意识里，只有性，再无其他。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问题主要是潜意识与意识的冲突，或者说主要是有关潜意识中的性欲与意识中的性欲被压抑的矛盾问题。不可否认，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对于潜意识中性欲的地位过于绝对和唯一。阿德勒认为潜意识中不仅有性欲，还有权利欲，权利欲也是人格的驱动之一，而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是片面的，潜意识中不仅仅有性欲和权利欲，人类的各种欲求不满都可能成为潜意识中埋下的隐患，并且潜意识在不同的人种中、人类进化的不同时期、个体发育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而且荣格认为潜意识很可能有预示作用，这使得荣格的理论有点神秘主义。不论是弗洛伊德、阿德勒还是荣格，他们都承认，联接意识和潜意识的桥梁是梦境，所以，通过对于梦境的分析是研究潜意识和精神问题的重要手段。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许是现代心理学的最高成就，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有五个等级的需求，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每一个低等级的需求达到满足，人就会追求更高等级的需求。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人性论中，对于人性充满了失望，每个人都是追求性欲和权利欲的可悲个体，他们的精神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肮脏的人性决定的。荣格对于人性稍稍有一些信心，他认为人性不是肮脏和破坏性的，人性也可以是建设性的。而到了马斯洛，则认为人性不仅仅是建设性的，简直就是光辉的，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潜力。弗洛伊德只注意到了人的生理需求，阿德勒注意到了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而马斯洛认为人性远远不止于此，自我实现的需求才是人性的光辉所在。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一）
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至少孔氏相信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孔飞力说："这三种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帝制晚期的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种侧面的国内危机",但据笔者的理解，这三种问题实质上自古有之，从未中断，在整个帝制时期，这三大问题可还原成"帝王专制与官僚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在现代性政治，它亦可视为"中央领导核心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来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种矛盾已然表明这种日渐没落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三种问题，预示着"一种制度——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与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
在表面上针对时局危机、实则处理"根本性问题"上，孔飞力以其"知识精英"的视角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维新变化前后的一系列人物上。从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编纂《海国图志》、嫁接中西知识桥梁式人物，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性国家"具有密切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并提倡"广开言路",虽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广开言路"却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制约",但他们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
尤其在涉及冯桂芬批判者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条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论前提下，"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人们而言，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这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吗？
在了解完中央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基础上，"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孔飞力认为，"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因此，他用"耒阳暴动"与"农业集体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中介势力试图分权，而国家又趋于强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内质在中国的形成，也说明着近世中国是如何走向威权体制的，以至今日，这种威权体制的作用还若隐若现。但中国为何走上这一威权体制？是因专制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产生了近世"威权体制"的新制度吗？还是恰如译者陈兼、陈之宏提及的那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救亡说？其实，这始终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尽管这句话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中心论"与美国汉学观，但无疑不是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寻和最真挚的提示！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二）
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林辰
按：孔飞力教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概念、方法和中国研究的内部取向来探索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特殊性和延续性，试图从近代政治精英的知识建构和政治实践的互动中理出一条线索作为当今中国道路发展的主要指引或参照。然而在触及其所谓"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时，其所运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二元分析概念的确又使人有未尽之感。下面这篇文章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分析更加整合和细化了这一路径，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作为后学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对于深入体验和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有所裨益。望阅读时仅限学术探讨，请勿上纲上线。
作者：林辰 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我想提议的是，我们正接触到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这是孔飞力教授在叙述清末高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痛斥时，针对后人常常以"浅尝辄止的快感"评判历史而严肃提醒的关于一种突破激进或保守为主题陈旧偏见的以存在着中国独特政治议程演变特色的假设。尽管孔飞力在本书中归纳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三项焦灼，却没有回答出他所强调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层延续至今的政治风格的底色确为浓烈的国家崇拜情感和坚定的精英政治观所构成。
国家崇拜并非浅薄化的爱国主义，而是在价值次序上与自由主义呈现较大差异的国家本位。换言之，在纵向统制严密的政治环境下，国民的个人利益在某个集体的神圣光环下既不值得一提，也会在悖逆国家意志的时候遭受道德攻讦。而在这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中，历代文人对国家正当性的分辨并不是对某个规则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所处朝代的实力变迁不断的从功利主义的视角修正，这种情势变迁的历史观恰恰是以首要服务于本朝正统观的树立而书写。一直以来，正统观多侧重于对以德治治理国家的肯定，而对广袤疆域的占据不以为意。但在异族与汉族分享中原土地，甚至取代汉人成为当时的合法政权后，传统的合法性论述无法支撑现实的变异。于是，无论是处于弱势的失败覆灭者，还是政治新贵都向"暴秦"展示出超乎以往的宽容度，而去索取以武力征服的结果主义的霸统反证和以实力主义为强势语境的对合法性承认的强迫接受。而如此对正统观构成元素的平衡颠倒从欧阳修的修史观中可窥见一斑——"及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和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除此之外，在对本朝称颂的内容选择上，迫于异族统治在汉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先天不足，伴随着异族政权从平稳过渡到盛世初现，以往的军事自信则逐渐被"良治"所呈现的绚丽盛世所取代。而它所代表的则是历朝历代均娴熟运用的对合法性的粉饰方法，即混淆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将仅仅应作为政治发展中的过渡形式的可通过特定方式替代的政权等同于唯一至上的民族国家。在第一步拉平后，就会考虑如何持续它的有效控制以缓解永不消退的合法性焦虑，而一般选择则是将政权意义优先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尽管两者并非完全针锋相对，但在众多利益抉择时刻，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地位，这样的交易权衡拥有众多空间。对外上政权"私利"会优于地理意义上的主权，而对内政事务的管理中，政权维系的敏感度将大大胜过国民权利被收窄的紧张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政权从被道义围困到逐渐立足，能够自我阐述一定的思想资源的时间段中，准军事化的实力主义语言和逻辑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刻意渗透，以期望培养出第一批习惯此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信众。无疑，这样的读起来令人血脉喷张的历史叙述在使读者沉浸于平日剑拔弩张的宏大叙事之时，相应的潜移默化出一种因本来作为可贵的稀有美德——对个体命运感同身受的匮乏而衍生的"冷酷的社会观".
而因地域自豪的传统天朝上国情感中，孔飞力亦注意到了国人对大一统近乎变态的痴迷。他提到"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生存了下来。"这一点确是卓识，从北伐到划江而治的拒绝，这些政治人物的担忧和忌惮除了自我生存的必要条件，亦囊括了对大一统习惯而比照的舆论认知压力和自我期许。但我想说的是，这番平日看起来丝毫无可妥协空间的原则得以敬畏，多半是非常危急时刻的罕有和估计不足，从历史例外和既有政治格局来看，国人对大一统半成品的接受度高于对新核心价值触犯的容忍度，分离主义在既存政权的合法性不断被质疑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话语空间。譬如，东南互保中，张之洞曾提出若北京不保，则可推举李鸿章作为中国"大总统"来主持大局。这样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谋逆"计划因为生死存亡的危机而被消减了其作为政治罪一触即发的政治纯洁。如果这还不能佐证时人对大一统价值的退让的话，之后幕僚刘学询对孙中山的一封信则足以说明道貌岸然的大一统是多么脆弱，信中写到"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而在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与大陆虽谈不上对峙，但也算冰冻的政治格局中看，不单单是国家表述不同带来的历史记忆切割，三方对于国家存在意义的意识形态差异正逐渐侵蚀着大陆所声嘶力竭的关于华人共同体的泛中国解释化情感。很明显，香港与大陆近几年的政治冲突正是大陆内部公民自治诉求与传统控制观相互割据的先锋，中央权威的衰落并不是敌视思维下公民团体蠢蠢欲动的结果，而是宪法政治时期既没有以宪法为尊的价值信仰，也不愿思索富强的目的后迟滞国民福祉意志的代价。公民自治权的进程缓慢将自然的转向地方自治的谋划，此番规律同样适用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民族政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去国家崇拜向现代理性国家过渡的阶段中，亦有呼唤强大国家力量的呼声，这种对"中国青少年时期"奋发进取精神的推崇若是转嫁到改革决心的刺激上并无不妥，但往往事与愿违。国家力量的运用目的和评价标准由于存在着较大鸿沟，非正当的国家行为亦会成为对内权力扩张的新一轮试探。所以，《大秦帝国》所携带的亢奋情感在现实政治倾向仍默认控制统制策略的背景下，并不能激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感，而在拒斥竞争，警惕多中心权威的格局中强化对试图尝试替代可能的组织进行打压。因此，孔飞力在对20世纪中国的农村集体化财政改革中就明确的点出"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
一切为了国家服务的目的最优先除了衍生出为大一统可忽略程序正义的鼓吹牺牲强调外，也带动了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哲学。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每一次赋予谨慎乐观期待的"建制"会以功利视角和盘托出，在推行过程中又以无法触及根本性议程的结果浅尝辄止，而这一番大动干戈，却又常常是心照不宣，甚至是"众望所归"的。若在建制之前以可同时加强国家权力为诱惑是作为一种无挑衅性承诺来拓宽作为空间，那么之后的失落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号召者的冒险在旁观者看来是对既有格局露骨的挑战，也是对政治思想共识的狂飙突进。在他们自身都未曾勾勒出确定的现代化步骤前，又从何处去寻找正义性的辩护。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派好似人人为公，却实际上因人人为私而阻碍变革的原因之一。国家这个光鲜亮丽的大义足以成为党争中相互指责的大旗，而政治精英们也足以在保守的习惯中满足于防御补救型的建制仅仅达到缓一时之急的效果。秦孝公在面对商鞅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游说时的态度，从意兴阑珊到全神贯注就几乎从最遥远的历史中验证了这番注定半途而废的功利行为。
当然，以国家崇拜为门面，而以人格化的君主命令或实力派的意志强行鼓噪的对某个虚无缥缈价值的群体膜拜的实质，却仍然是认为世间只有一种能够得到承认垄断的公共利益。而这种赤裸裸的以强力威胁，以恐惧构筑的一元论用孔飞力的话说就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理念核心的——天下只存在着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以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因绝对正确而要求绝对服从，则成为了极度靠近极权的威权主义。它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会因不断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使国民在为保全简单的自由时被迫蚕食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康熙19年时，曾经评价索额图"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但23年后，为了削弱太子党对皇权的威胁，称"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样急转直下的帝术通常被认为是帝王牢牢掌控生杀予夺之权的得意肱骨，他的儿子雍正帝在经历的残酷狡诈的继位者竞争后更加得心应手的操纵。雍正2年，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一年后，就勒令自裁。如此围绕着某种至高无上利益的政治失信并不能以肯定皇权来排除矛盾，而应注意到，无视国民基本权利的价值推崇无论被宣传的如何摄人心魄，都会因其变态状况的强势而刺伤信众。
中国威权主义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对精英政治的深信不疑，而政治精英集团本身的封闭性所造成的与其来源——文化精英之间的抵触冲突，以及集体行动需控制在以皇权为主的国家本位容忍度下的政治参与边界模糊的问题，都带来较之他国更保守虚耗的政治风格。
众所周知的是，由科举制度所选拔的预备官员从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跳脱出来进入宦海，则组成了一个虽愿意根据读书时代的人际关系编织政治脉络，却排斥普通"文人中流"的政治团体，他们对维护自身参与政治事务的独一地位尚且不遗余力，就更妄论平民百姓的议政了。而更加讽刺的是，传统教育典籍所鼓励的士人对家国大事的使命感迫于以科举为通道的政治参与入场券的稀少，无法释放无数读书人的一腔抱负，而这恰恰是国家崇拜氛围下对士人个性限制后无法承受的放弃。这一点在孔飞力看来，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而这直接妨碍了帝国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直接控制和地方财政的收拢，因为大部分的低端士人活跃在官府与农民间关于税收、地租的较量中，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仅以克扣资金敲诈勒索为生，也会在官僚系统发生因诸如火耗等弊病而引发的农村暴乱中担当没有长远眼光的领袖。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传染亦因平民权益诉求的艰难而走到一起，引发出一种特有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严重的中国政治图景。我将它称之为"油汤现象".脆弱的上层政治精英以波澜不惊的态度维持着整个国家环境的平稳，并以一种泰然自若的风平浪静来隔开外界对"油汤"真实温度的认识。而除了碗壁没有其他散热渠道的沉淀下的汤内部，是如何的惊心动魄则无法考证，甚至装载它的碗都会因为网格化管理作为先进的隔热层而无法传递出真实。那么，官僚系统的排斥性在填补政治精英突破艰难选拔而获得寻租默认的补偿后，就会无可挽回的堕入集体溃烂。它所展示的坚不可摧的封闭程度也将与大众反智情结相辅相成，混合出以走极端为捷径的民粹风潮。
所以，为了缓解大规模文化精英的"无所事事无事生非",魏源和冯桂芬提议扩大议政主体，这在孔飞力看来，正是具有现代国家中公民参政意蕴色彩的举措。虽然如前文所述，他们的提议遭致京官几乎条件反射式的驳斥，但因清末危机实际所席卷的关于救亡图存的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切，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并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概念。"当然，在清末"清流"的实践中，有着两种遗憾。一是属于被后人苛责的革命性不够的"跪着造反",因为解释理由的引经据典，而被后人所鄙视为生搬硬套，并以结果为起点反推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这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世人在检视戊戌变法的悲剧时，若是只从现代观念投射的历史局限性来讽刺政治人物的"懦弱",却无视与今相似的困境僵局和中流文人登上舞台，作为一种罕见的国民直接参与非常政治的突破性价值，则属于冷漠与迟钝并存的功利思维。而另一种孔飞力所观察到的遗憾，则是冯桂芬们所应允的文化精英议政平等权的不纯粹——否定了低端士人和平民的议政合法性。与此同时，那些炒热了舆论场的清流们"根本不打算在广大文人中寻求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而这想必在如今看来并不陌生，即使是当代非正常程序的政治竞争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却依旧屹立不倒的政治投机说客，为政策合理性的背书者和煽动低劣民族情绪的军事评论员。这不禁让人想起顾炎武对名声的洞见"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
精英政治中所困扰的关于政治竞争和党争的认定直接造就了高层官僚日趋怯弱，回避核心议题的冷漠。而他们对党争的谈之色变和从未成功抑制的结党风习则从侧面印证了党派作为自组织的一种形式，能够且应当代表群体利益的合法性过渡。而威权时代对结党的反对主要落脚在对垄断性权威的挑战和"营私"的拒斥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罪威慑在某个议程提出之前就先决的进行意图妖魔化的过滤，而这通常为政治倾向相左的理由中作为屡试不爽的道德偏见塑造出中庸策略。在正常对多元利益并存的理性构筑中，对这种公共空间从摊薄到汇聚的正视将不再被视为君权把控下的权力挑战，而是现代国家有序的可转化为执行力的非精英式的智力资源整合。另一番对结党的歧视实际是来源于朋党的以人为连接点而非观点的属性。艾尔曼就谈到"清初宗族势力急剧增长，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士绅利益集合得到强化，以横向的非血缘性党社基础上关注政治主导权的利益群体则受到弱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明显的倚靠外戚来支撑其统治，从康熙对"佟半朝"的容忍，到雍正利用年羹尧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即位统治，再到乾隆对以傅恒为代表的孝贤皇后家的扶持，帝王们早已不再是党争的旁观者，而是如鱼得水的参与者，作为培植亲信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亦透露了皇权绝不是可单独依赖敬畏便可奏效而需借助朋党的困境。而孔飞力所对"精英阶层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批评则可从清初历史中的集体动议的失败发觉出清末涣散的政治文化。康熙一废太子后，向大臣们征询立太子的意见，因仓促废储而希望复立太子的他却没有料到以佟国维、马齐、王鸿绪、鄂伦岱、阿灵阿、揆叙为首的大臣们会联名保奏八皇子。在次年声讨阿哥党的责任时，就重责佟国维、马齐等人"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这样的历史教训自然严重挫伤了高层官僚的积极性，不但无法毫无顾忌的表达真实想法，也疲惫于摸索出帝王的真实意愿。
同样困扰士人的则是政治参与活力的提升与议政合法性容忍边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威权统治希望以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标榜德政良治，但同时对政权地位相关的话题保持着高度敏感。南山集案就鲜明的展现出清初帝王对于异族统治的合法性焦虑和博取前朝遗民认可的纠结。戴名世比明史更详细的描述了诸如嘉定三屠、扬州七日的惨剧，以"信史"的风范表达了"私人治史的抱负",除此之外，在公共场合亦臧否时弊，旁若无人。而他自身甚至也有了不祥预感，谈到"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最终在康熙52年被斩首。严酷血腥的社会环境自然无法培育积极议政的民风，而使公论落入噤若寒蝉后的单一话语，想得到真实的共识自然也就孤掌难鸣。而另一个阻碍言路关开的顾虑则是足以抗衡威权体系的声援的匮乏，也就说，并无公允的理性权威，至少是公开谈论的政治安全能够让人在现实中超越恐惧，光明正大的做一个异议者，而非以终结政治生命为代价。顺治12年，彭长庚、许尔安请求昭雪多尔衮，最终被流放宁古塔。乾隆43年，对多尔衮才复还睿亲王封号。迟至今日，类似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完成威权中心对事项的绝决定义后，不可逆的摧毁了人的自由判断能力而烘托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淡漠态度。用穆勒的话说，就是"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而如此，对大众心理中广泛从属的沉默和避之不及态度的苛责既会因自我保护等可以理解的理由失去支持，又会在轮回的黑色幽默中打破安分守己了却此生的梦境。
中国的威权主义虽被孔飞力认为是一种持久的价值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亦是阻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陈旧价值。当孔飞力提醒人们关注这个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之时，同样暗含着国民克服禁锢，重启中断了的建制之路的期望。而此书对清末建制议程无疾而终的反思，则是对当下宪政之路坎坷最大的现实意义。
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读后感(3)篇
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读后感 第(1)篇
“1843年11月8日晚，一艘小型英国轮船在上海城墙下的黄浦江边下锚。随船而到的是英军驻印炮兵上尉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他被任命为英国驻上海领事，根据15个月前签订的《南京条约》来打开上海对外通商的大门。这位英国军官很年轻，对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言。”n“四年后的1847年11月，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1805～1868）承担了在上海设立法国领事馆的任务。一到上海，这位新领事就把法国领事馆设在上海老城和英租界之间的一座天主教教会的房子里。“房屋很小……但我置身其中，就如人在法国。”敏体尼迫不及待升起的国旗，在一幢“破房子”、一座“不舒适的住宅”、一个“潮湿且有损健康的地方” 的上方飘扬。房子的地面经常被夏季的雨水淹没，四周布满了动物的尸体。”n历经一年，总算陆陆续续把这本书看完了。这本法国人写的书里对于法租界的描写非常详尽精彩，罗马并非一日建成，高屋建瓴绝非一蹴而就。上海从刚开埠时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性大都市，浩浩荡荡一百五十年的城市发展史，读来令人荡气回肠。“1893年11月17日和18日，公共租界为庆祝上海开埠50周年，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并燃放焰火。在外滩，一幅标语写着：“世界何处不知上海？””——如今，这句标语果然成真了！n
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读后感 第(2)篇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本书横跨政治经济文化，气势磅礴地描述了上海一百五十多年风起云涌，激荡变化的岁月。
看完日本商业四百年，再看这本书，感慨中国错过了太多的发展机会。明治天皇的革新让日本成功的走向了资本主义国家。同一时代的光绪帝却在维新一百多天后被软禁。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日本诞生了无数优秀的企业，企业家; 而近代的中国却尤为暗淡。20世纪四十年代年前后，丰田喜一郎和本田在研究汽车，中国却在内战抗战，错过了汽车工业时代。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快速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家电产业巨头，中国却天天在搞阶级斗争，耽误了无数知识分子的青春年华，再次错过很多上车机会。还好改革开放到现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公司没有错过。
如标题，一本讲160年上海具备现代性的通史巨著。对了解上海租界、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整段历程中上海所扮演的政治经济文化角色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内容很长，读起来却非常流畅。本书翻译完成在2005，而到现在又过去了12年，沧海桑田，甚至有种历史近在眼前的错觉。书的最后一句话很精到的点出了为何1990年后上海经济腾飞的原因：“在北京的官场传统与广东的买办传统之间，上海代表的是一个半世纪的盛衰所创造的另一种传统，即驾驭西化，因地制宜，自我完善，改造社会—这也是十几亿中国人民所感受到的现代性的传统。”即利用特殊地理位置，在经济文化政治上实现了兼收并蓄的创新与忍耐精神吧，不仅实现了现代化，更重要具备了现代性。感谢这位法国汉学家！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锺之著《中国相声史》刚刚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书后写成这篇杂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国相声史》（以下简称“三人本”）。万事开头难，那本20年前问世的“相声史”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资料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又因为此书的三编是三人分工撰写，体例也不统一。
“倪本”中前有《引论》，后有《结语》，正文设有《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当代篇》及《域外篇》，全书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节。体例统一，论述的更全更细更广。此书从纵向看，贯通古今，从横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仅通过全书五篇的部分章节，略加评述。
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从《先秦及秦时的优人滑稽》一直说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两汉南北朝的优人滑稽及影响》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补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历代笑话的积累》与“三人本”的上编第二章《历代笑话》的内容相同，可“倪本”列举的古代笑话更多，且有两篇正是单口相声《糊涂县官》和相声《贼说话》的出处。第八章《笑话与口技的结合—— 明清隔壁戏》，则是“三人本”中没有论述的内容。这一章关于隔壁戏的记述，正是相声由“暗春”到“明春”演变的重要阶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相声是否已经产生，尚无更多文献可证。但是道光年间的子弟书《风流词客》中，描写了相声艺人马麻子的艺术生涯，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节《近代相声的创始者》中，作者记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声名家张三禄和京剧艺人出身的相声名家朱绍文及其弟子。因为张三禄没有弟子，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在北京献艺，是他将全堂八角鼓中的“说学逗唱”四功，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流传下来。作者没有照抄他书，把张三禄硬列为相声第一代艺人。对于朱绍文及其传人，因为有艺人师承谱可证，因此书中的记述也很详细。
在《“肃亲王禁相声”及其影响》一节中，作者通过艺人的口述资料和有关文章，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清代光绪年间，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艺人处境艰难。北京相声遭禁演后，客观上也促使了北京相声艺人到外地献艺求生。从而使相声艺术走向各地，扩大了这个北京曲种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节《相声向外地传播》中，作者根据有关文献，论述了相声在天津、沈阳的实况。对于相声在河南、山东、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传播，虽然仅是一笔代过，但是也足以说明清末民初相声艺术的传播很广。第二节《“相声八德”及其同辈艺人》，第三节《“清门相声”的流传》，第四节《两代“云里飞”演唱的滑稽京剧》中，记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声艺人。这里，我仅说说“清门相声”和“滑稽京剧”。
“清门相声”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声，与其相对的则是艺人系统传承的“浑门相声”。“清门相声”自从阿彦涛收徒起，“清门”与“浑门”两派相声便开始融合。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钱粮停发，迫使一些票友下海从艺。作者根据现有史料，为民国后的“清门相声”著名演员华子元、谭伯如、陈子贞、广阔泉、高玉峰、谢芮芝六人都作了小传，列举了他们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还留下了唱片，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相声的珍贵资料。
在上述这些“清门相声”中，有人曾是京剧票友，熟悉戏曲，因此才能编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戏迷生活的《戏迷闹学》《戏迷卖切糕》等相声。又因为“清门相声”演员多比“浑门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编演出《夸住宅》《开粥厂》《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门相声”对于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剧，又名滑稽二黄。作者引用了北京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述。侯宝林、白全福等相声名家都是先学唱滑稽京剧、后改行说相声而名扬全国的。我想，侯宝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这与他当年唱过滑稽京剧下过功夫是分不开的。
现代篇
《现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节记选了《“冯家门”相声在东北的流传》《“马派相声”的形成》《张杰尧从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张寿臣》。这些著名相声演员，都是民国时期各地的代表艺人。在第十二章第二节《“女相声”演员的兴起》，提到了来小如、德淑珍、苗喜珍、冯洪飞等鲜为人知的早期女艺人。在《相声著作的出版》中，记述了张笑侠的《相声集》（第一辑），此书中的《相声总论》一文，是一篇研究相声艺术的重要文章。连阔如的《江湖丛谈》是曲艺民俗专著，书中有许多评书和相声史料。张履谦的《民众娱乐调查》书中有《相声》一章，记述了河南省开封市的相声艺术及主要艺人。这些民国年间的图书，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作家老舍与艺人欧少久合作的“抗战相声”和在华北沦陷区天津市常宝堃与常氏相声。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的曲艺活动中，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和西河大鼓艺人王尊三都有公认的佳作传世，而相声却很少，在当时影响也不大，这也反映了解放区曲坛的实情。
在第十四章第五节《“俗文学”研究中的相声》，谈到了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此书把俗文学分为五类，其中的讲唱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曲艺。郑所记述的历代讲唱文学，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宝卷，清代的弹词、鼓词与子弟书等等，却没有提到相声。这是因为相声曲目多是艺人口传心授，没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声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著《中国俗文学概论》中，设有相声专章，并有《相声起源》《相声与双簧》等节。此外，只有散见于报刊上涉及相声的短文，数量也不多。不过，当时的俗文学家们，开始重视讲唱文学，并有人注意到相声，这也算相声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开头。
当代篇
在《当代篇》中，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术曲折发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别写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新世纪”四个阶段的相声状况。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声艺术几上几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建国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曲艺老艺人都欢欣鼓舞，其中鼓曲艺人编演了许多歌颂新中国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书；评书艺人也根据《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著名长篇小说改编过一些新评书，还有的艺人根据“二五长征”等党史上的真事，创作过短篇评书。可是，相声艺人却遇到了难题，不知道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时代，如何才能为人民服务。1950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帮助下，把传统相声《菜单子》改成《维生素》，把《文章会》改成《假博士》，都是试探性的改编作品。演出后，观众认可，也使艺人对改进相声有了信心。天津艺人常宝堃创作的《新灯谜》更是歌颂新社会的佳作。建国初期，业余作者创作的《夜行记》《打百分》等一批新相声，经过专业演员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其中作家何迟创作、马三立首演的相声《买猴儿》影响最大，各地艺人争相演出，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作品塑造了“马大哈”这个艺术典型。可是这篇相声也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也对相声《买猴儿》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叫好，有人反对，这在相声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却把何迟打成了“右派分子”，就连首演者马三立也在劫难逃，被迫离开舞台多年。本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强调了“双百”方针，文艺界很活跃，新相声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们都不敢写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相声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相声节目只有《社会主义好》《天上与人间》《水兵破迷信》《别泄气》等歌颂相声。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颂“大跃进”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风的。虽然在1958年年末，党中央就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大搞“反右倾”，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相声创作又进入了低谷。在建国十周年时，只有相声《昨天》是通过一个人的奇特经历，描写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不愧为相声佳作。
直到1962年在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开始“反左”，文艺界反响很大，不仅小说、戏剧出现了一批佳作，相声也产生了马季编演的《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节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文艺界，尤其相声界，又一次遇到了难关。作者对于这段历史作了如实记述。
《“文革”中的相声》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相声的真实情况。文革十年在曲艺界经过了“受高压、强挣扎、被利用”的三个阶段。文革初期，许多相声名家，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斗。全国各地的曲艺团队一度解体，相声在文艺舞台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台后，部分曲艺团队恢复，有的相声名家也归队，重新登台。1972年马季的《友谊颂》等新相声在电台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倪本”中还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声《挖宝》，作者没有细说，我补充几句。这篇写猪身上有百宝的相声，不仅运用了传统相声“子母哏”和“贯口”等艺术手法，而且冲破了当时“四人帮”大力推行“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是当时难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相声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帮的节目。如1977年出现了《舞台风雷》《特殊生活》等相声，让观众们非常开心。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的曲艺调演中，出现了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大受好评，“假大空”被人称作是继“马大哈”之后又一个反面人物艺术典型。此外，还有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反思相声《如此照相》，影响很大。为了繁荣相声创作，1984年举办的全国相声评比中，又有一批新相声获奖，后来的两届中国相声节，都产生过许多优秀作品。自从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春晚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的喜剧小品《吃面条》后，年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必有小品与相声的竞争。在有些小品中，运用了相声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声演员也改演小品，一直坚持演相声者，不仅有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还有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纪以来，相声回归剧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剧场相声很火爆，但是小剧场相声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在经济大潮中把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荤口相声又搬回舞台，还把网上流传的荤笑话改编成相声，因此，受到文艺界和观众的批评。
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不仅论述了祖国大陆的相声，而且还论述了宝岛台湾的相声和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也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声及与相声相似的曲种，如藏族中的藏语相声，蒙古族的笑嗑亚热 ，朝鲜族的漫谈、才谈等等。
在《当代篇》中，对于相声艺术的研究成果也有评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宝林等编写的几本相声知识读物，进入新时期后，在相声研究方面，史论传等无所不有。如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的《相声溯源》，薛宝琨的《中国的相声》，汪景寿、藤田香的《相声艺术论》，王决、殷文硕的《相声行内轶闻》，金名的《相声史杂谈》等都给相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与第二十章，记述了中国相声在海外的影响，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过《论侯宝林》，还访问过天津的相声艺人；朝鲜血统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崔淑英也来华访问过侯宝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尼古拉·莱仙客多年来研究中国相声，并把其研究成果写成文章编入教材。1981年他与我国沈阳相声作家白纪元，著名相声演员名家杨振华互相通信，探讨相声问题，加强了两国的相声学术交流。
此外，本书对于与中国相声类似的外国艺术，也有简述，如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流传的“漫谈”与“才谈”，日本的“落语”与“漫才”等等。
通过本书《后记》中作者的自述，我对这位曲坛老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与相声真有缘，天地人三才都占全”。从天时上看，他不仅亲眼见过相声艺术的整旧创新，而且还赶上新时期相声复兴，见到了曲坛百花争艳，笑林绿树成荫。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声艺术家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有些相声名家当选为中国曲协和省市曲协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中，获得终身成就奖者共有27人，其中相声艺术家就有6人。
在全国数百个曲种中，相声是流传最广的曲种之一。据我所查，《中国曲艺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种表”包括相声，开列相声条目者多达18卷，只有3卷的“曲艺志”中没有相声，但不等于本地没有相声，只是相声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种。可见，相声艺术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新时期以来，相声选集与相声论著大量问世，再加上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许多各地内部出版的各种曲艺资料及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与文章，乃至相声名家音频资料，这些都为作者写这部书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从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声宝地天津，从小就常听京津两地名家相声，喜欢相声，热爱相声。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文艺骨干，上台演过相声与话剧。虽然从天津城市建设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发表过关于相声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争鸣，让相声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调到专业曲艺团工作后，写过许多曲艺论文。“文革”时，曲艺团解散，他调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做文艺辅导工作，还给业余文艺工作者讲过相声课。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他成为“中国曲艺史”和“曲艺概论”两门课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写的《中国曲艺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1996年他退休后还主编过《曲艺讲坛》，后来又出版过《民俗曲艺与曲艺民俗》等书。因此他接受了这部《中国相声史》的任务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稿。
从人和上看，倪锺之为人随和，人缘很好，文艺界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很大，曲艺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倪老师，这也是他在曲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当然，仅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行，这与他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从当代文献到近现代文学、戏剧，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在《后记》中，他说：“尽管我给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见，而自己这部著作究竟如何？则又是一个问题。还请专家和读者品评吧！”
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写作态度是严肃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他都凭个人理解猜测用“可能是——”来表述。对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说法，也都是二说并存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这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专著，实在难得。但是由于占有资料的寡众，难免有些地方粗细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带、光盘、网络资源方面所谈较少。在“三人本”的下编中，有《老一代革命家关怀相声》一节，而“倪本”中却没有，我认为这也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我这些看法，对与不对，仅供作者读者参考和学者研究。
读后感《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化》
读后感《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化》
私心与人情观--中国人的角色扮演
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开诚布公的逐利行为，也没有具有尊严的逐利方式，因此一个人考虑的总是自己，那么他的利己行为是不合理的，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不得不躲躲闪闪、格外小心。但是也有那么一些特例存在，比如东方犹太人--温州人。网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话--一温州人对一北京人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可依赖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朋友。接着就是具体的帮助内容。北京人说：你听见了吗？这就是温州人，跟你做朋友是看上你有用。温州人如果跟人吵架闹翻了，又觉得这人够朋友，会很务实地化干戈为玉帛。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这便是温州人。然，这样的直白的私也已经被大多数含蓄的中国人所不耻了。
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人若是有私，那么他便有所畏。然畏何，又为何畏？
不可否认的是，人并非生来就是社会人，他首先是一个人类有机体，在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被社会文化拼塑其个性与通性。可是，中国深厚文化历练而成的良知系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及行为体系。基督教认为，个人的生命是有上帝创造的。因此，人人生而平等。而儒家认为，个人的生命是父母所生，是历代祖先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便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整个家族的生命应当构成一个延绵不绝的整体。这也难怪华人总将亲子关系称为骨肉，兄弟关系称为手足。在这种整体化的大家庭中，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大家，个人的面子会影响大家的面子。一旦你有私心，便很难在这样的一个信奉一体的集团中存活。
子女幼小时，父母不仅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且有教导他们的责任。他们通常会训练儿童压抑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并且要相互帮忙以增进家庭中的团结与和谐。当父母年老不能工作时，子女已有赡养的责任。这样的感情关系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
然而在中国青少年过十八岁，仍会依赖父母而活，啃老现象普遍存在。父母养育儿女，企图获得晚年的安度。这样的供求模式本身就包含的利己目的的驱动。青少年则以日后回报为名享受当前的寄宿，仅是一种预支的平等交换。暂且不提其血缘关系所引发的情感因素，双方具有精神性之身，在社会伦常的规定的义务与责任的粉饰下才取得的了正统的认可。中国人二人心之心方是大公无私的，这样一来也难怪中庸之道千百年盛行不止了。一人之道不可行，居中者方可名正言顺。近期，中国交通法对行人的要求愈加严格。杭州地区首先实行了闯红灯者罚款五元的规定。虽有细微成效但也引来诸多民怨。然北京交通部似乎更为聪明，仅率先闯红灯者罚款五元。当人们对这条不公平规定感到无奈时也不得不承认，后者是更加合理的。中国人历来的处世之道是不要好出头，若万不得已出头也不要先出头。
笔者仍记xxxx年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拾荒者陈贤妹的出手相救反遭他人怀疑其初衷是否有私心。被社会批判着，痛心地称呼为冷漠的中国人的是一整个明确而又模糊的社会集团。它是如此的庞大，以致于社会正面力量所抛出的抨击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成了蚍蜉撼树之举。但陈贤妹不同，首先她是作为个体的形象在这件悲剧中闪耀出现的，并且她的这种善举是背离大多数路人麻木意识的举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首当其冲。不管她是出于何种意图走向了被多次碾压的小悦悦，明显区别于其他冷漠的中国人行为造成的结果给她带来了过多的与其职业、社会身份所不符的社会关注度与荣誉，而这些又是个体不能够担负的，以致于个别人质疑她的初衷。也许造成中国人愈加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人自己。
这种退一位的行为似乎早已化成一种血形融进中国人的骨血之中。他们是胆小的、怯懦的，因此他们无法表现个体。在传统的儒家之道中的最高境界也只是二人之仁。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着的特性之一，其典型例子便是中国无言中有些本土性的概念人情--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有来有往，亲眷不冷场，说的便是人情所维系的社会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蕴含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之意。当关系网中的某个人遭遇疾病困厄或者生活上遇到重大难题时，其他人应当有不忍之心，同情他体谅他并且帮助他，变相的做人情给他。笔者并非否定在这样情况下援助者的善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今日人情送出，希冀他日相还的私心是存在的。受点滴之恩，须涌泉相报。这样的社会规范的运行构成了所谓的人情法则。
纵观人情运行过程，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人的周到考虑。不同事件、不同地点、别样身份、别样对手，中国人始终在摸索最恰当的角色扮演。人情资源的的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常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之后，方能决定是否要送出人情。同时，在多数情况下，有求者基于维护人际关系和谐价值的考虑，不管结果如何，在人情支配者面前仍表现的泰然。双方都想带着面具的演员，相互利用的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人情留一线，日后好想见。对于中国人而言，撕破脸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表面功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功夫是演技的体现，每一次的演绎，都是中国人在私心与人情观的综合考虑后的角色扮演。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扮演一系列各异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在惊叹中国人情世界中角色扮演的神奇之时，也必须承认它的延续性必将支撑其顽强的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故意在那里装腔作势，随意产生某种行为，任何一种角色的不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决定的。一个人想要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就必须学会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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