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9-11-11 来源：互联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学生读书笔记600字。
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民智未开，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民众提供信息，同时对引导民众政治思想，他们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甚至多级传播，而意见领袖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媒介传播的主导地位，首先知识分子在社会的阶级层次较高,其次知识分子最先接触西方文明，他们看到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与中国文明相结合，形成中国近现代的先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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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一章：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一章讲述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外患。全章围绕剿夷与抚夷展开，其间不乏作者个人独特的观点和思考。
提起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腐朽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船坚利炮之间严重力量对比自不必说，但从学习历史以来，教材多是强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义与霸道，此书却更加重视描述英国发动战争的无奈，这场战争已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其中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正如作者在本章中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各国皆为夷。这种意识是自古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现实所造成的，也不能全怪中国人夜郎自大。但中国的大国意识充满着矛盾，既希望万邦来朝，天下共主，又有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清朝政府不允许外人买中文书籍，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认为这种矛盾来源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帝国。
满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与泱泱大明相比自然弱小很多，虽然备受压迫，但当他们推翻了多面的压迫者的时候，自己却并没有给他们自认为弱小的夷好脸色看，反而更加的自大与狂妄，这与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不无关系。汉族的先进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能将所有外来的文化染成自己的颜色，清朝的统治者无疑也秉持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不只停留在本国的礼仪制度，甚至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的中国用自己的这套的等级制度拿来面对世界，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无可避免的被扩大抬高了。即使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世界的意识，但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中国确实是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大概他们认为中国的优秀文化只能自己的民族传承下去，外夷既不配也不能弄懂中国的文化。
同时，清朝的统治者归根结底是一个少数民族，害怕汉人勾结外夷推翻自己统治的狭隘民族心理又无可避免的贯穿于清朝历代的统治政策中，从大兴文字狱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造反的恐惧心理是多么的严重。就是这样两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中国成为了一个落后的国度，即使现在仍然在追赶中
回顾那段屈辱的历史，最让人心痛的并不是战争、割地、赔款、开口岸。战争输了，还有赢得机会;香港割了，还有回来的时候;银子没了，还有再赚回来的日子;口岸开了，还有再关上的可能(以当时来看，清朝上下确实是对开口岸耿耿于怀，即使这一条款又利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都没关系，最让人心痛的是战争后中国的不思进取，整整二十年光阴任其白白流走，一个国家怎可愚昧到如此地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进取精神，一个民族一定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定在历史的舞台上黯淡了曾有的全部的光彩。
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一个人只有一次少年时，一个民族又会有多少少年时?对于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握时机，锐意进取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章：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
第一章作者讨论了外患，这一章作者笔锋转向了内乱。
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可谓此起彼伏，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太平天国，它不仅改变了大清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清末的农民起义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也离不开中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的核心即是人口和土地，简单概括起来，不过是人少地多则是黄金时代，人多地少则是大乱之年。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外加西洋势力侵略，洪秀全式的人物的出现其实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洪秀全，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来担当他的历史使命，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洪秀全实不为过，当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洪秀全的对头曾国藩。
洪秀全虽是个读书人，但是他的小农本性是无法改变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的弱点注定他即使成功也不会建设新社会，只是建设一个新朝代而已，一个新的封建朝代的建立对当时中国影响无法细究，但我想纵使有改观也不会很大，因为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国便是无希望的，这已被之后的历史所论证，所以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大可不必惋惜，历史的潮流从来都是披沙拣金的。
再来看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是清朝官僚，替清朝剿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让清朝继续他的腐朽统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曾国藩不能算是个正面人物;然而他为人正派，创建了盛极一时的湘军，倡导了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样看来也算是中国的改革之士。
我对曾国藩是欣赏的。之后的洋务运动姑且不说，从这章来看，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维持大清似乎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仔细想来，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像作者所总结：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不能不忠君，同治年间清朝的中兴气象也让他人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觉悟，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曾国藩恐清亡而国亡，无疑，曾国藩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已做到了最好。
在这一章论述曾国藩的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曾国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对于曾国藩的这一点，作者无疑是肯定的。这让我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两个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实质上却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到曾国藩，他就是一个问题与主义同步进行且处理得当的极好的例子。重视主义而又不忽略做事，这才是中国的头等领袖，至于几个文人的争论是在可笑，本是相得益彰的两种品质，何必一定区分孰轻孰重?
总之，从这一章看来，正因为清朝既无救世之心更无救世之力，所以历史上有了洪秀全，有了曾国藩，更有了在那段混沌历史中闪光的两点。
第三章：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这一章作者讲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自强事业，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分歧与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缺陷的自强事业在朝廷顽固派及未开化的民众阻碍之下，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芭芭拉·塔奇曼
关于中国近代史，多位历史学家均有著述，我读过的有徐中约、郭廷以和蒋廷黻的三部，三部中我最为推崇蒋版。
这部仅五万字的著作是蒋廷黻在1938年利用等待赴任行政院职位时的短暂空闲，在武汉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当时是为一部丛书完成约稿。蒋当时手头并无多少研究资料可参考，基本靠长期研究、思考的功力一气呵成，著作的结构是他在清华历史系时就搭建的，所以下笔如有神，笔下的内容是一种思考的自然表达，文字也看得出来是行云流水。蒋一贯提倡大历史观，朝代、人物和事件都要放到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研究，看历史着重在整体和趋势分析，而这正是20、30年代的史学界所缺乏的（老先生们多是断代史专家或古籍专家，真知灼见在于版本和训诂）。所以这部著作看到的是以专题或主题的形式将近代中国发生的事件叙述和分析出来。这种方法也反映出他的教育背景，青年出国学习，壮年回国任事，其思想及治学思路及方法深受西方史学影响。
蒋是个传奇人物，我对他最佩服的一点就是，弃教从政后凡三十余年，只为一个政府服务，只忠于一个领导，但却不与这位领导同党。当然这位领导也着实应当让人佩服。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位领导也被时人评价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见无论成为真正的独裁者还是真正的民主践行者都是很不容易的，而开创一国之民主道路的人当是何其伟大哉！
蒋骨子里是个书生，退休后想做的也是完成年轻时治学的愿望，可惜天不留人，很快地因病故去，难了心愿，包括这部书稿，因为依他的原意，这部书稿是个近代史的提纲，30年代起忙碌于公务，无暇展开论述充实，等到退休却也没有机会完成了。
本书尽管只是个提纲，与我读来却毫无干巴巴的感觉，反而觉得妙趣横生，结构清晰，点评到位。因为是提纲，所以细节展现并不多，但处处是精辟的观点，第一遍读下来几乎满书就被划得像笔记本，第二遍边注加多后，书页就更加花哨，铅笔小字蜿蜒旖旎伸展于空白处，留下我当时的思考和感叹。
这部书我现存有两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买入的是2007年4月第2次印本；二是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买入的是2012年6月第1次印本。前一版是出版社《世纪文库》丛书的其中一部，包括著名的沈渭滨的前言和蒋的总论（即正文全文），注释规范，排版规整，封面设计极简。购于当当网。后一版是我在民族宫对面三味书屋看到的，吸引我的是“未删节版”这几个字。内容包括总论、附录一“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和附录二“琦善与鸦片战争”，整体装帧设计素雅，更具商业气息。其实在这两版中间我还买过一版，应当是中州古籍版，（这册书我送了人）。印象中也收录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篇。现在蒋氏的《中国近代史》网上一查十几个版本，可见是大热了。
读蒋氏此书我收获最大的几点：1、新的视角和逻辑解释历史事件；2、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3、新观点。
蒋是专门治外交史的，外交史这门学问当时只能在国外学到，而且蒋确实是在外国学到的。蒋十几岁就去美国读书，知识和头脑基本上都是西化的，虽然他也有幼时古文的基础，回国任教后也特别注意学习古典，自己有意识补上这个课。
他分析历史事件的视角和逻辑与其价值观及其西方训练出来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视角方面的特点就是扩展到全球层面，一件中国发生的事，会告诉你其时的国际背景及其这个背景与事件的关联；逻辑方面就是引入了更加丰富的经济逻辑和社会变革的脉络。下面以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叙述和分析为例进行说明。
1.1为什么是鸦片？
之前学过的历史直接从鸦片战争说起，其中也提到过西方对中国通商的努力，但并没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著名的马尔嘎尼见乾隆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英人领教了大清朝的傲慢但并没有明白这个王朝的文化和统治者的逻辑，当然，大清朝也没有真正明白英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想得到什么？双方的交往是不成功的，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外交。乾隆之后，双方这个结还是没有打开，互不理解。读书笔记（）但是英国人随着殖民战略的全球实施，通商已经成为定式。正常的开放口岸进行贸易做不到，又必须执行战略，所以英国人通过实践找到了一种商品打开了通路，这个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来自于一种功能叫上瘾。手中握有令人上瘾的产品或商品是所有生意人的梦想，为了吸食鸦片卖妻卖子、倾家荡产的故事流传了不知多少年。一种没有道德的令人上瘾的商品成为了英国人正常渠道寻求通商失败后而寻找到的旁门左道。这条路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英国人似乎忘记这一点，不，也许是他们都信奉资本从诞生就滴着肮脏的血，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鸦片贸易进展得还算顺利，原因主要两点：一是吸食者的需求强烈而持续；二是海关及地方官员的腐败。从乾隆到道光，没有不宣令禁烟、限烟的，但法令这种东西用到贸易里就是门槛，就是寻租的依凭。所谓“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所以限制和禁止都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起始于乾隆初年的鸦片贸易历经嘉庆朝到了道光十五年进口量已达三万箱，每箱约百斤，价值1800万两。其时，英人已经将其殖民的触角深入亚洲腹地，印度为其控制，国有控股企业东印度公司设立，作为英国人在亚洲通商经营的主体。英国人在印度奖励种植鸦片，统一收购加工后销往中国。鸦片贸易的收入已经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1.2战争
首先是战争的定性。我们一直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西方列强为了殖民中国而挑起的侵略战争；英国人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掠夺者，中国是受害方，被侵略、被掠夺。那么英国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呢？他们认为是通商战争，是为了争取正当通商权利而进行的反击。我觉得英国人的理由基本站不住，因为单凭他们贩卖的是鸦片这种不道德的商品，他们就没资格谈什么正义性。但我们是不是那么无辜？我觉得也未必。如果英国人以外交之礼申请与大清朝正常平等交往时皇上不是那么傲慢，整个天朝不是那么闭塞自大而不知世界潮流，何至于英国人煞费苦心选了鸦片来叩天朝的门？
其次是战争的起因。简单说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和销烟。话说道光帝痛恨鸦片之害民害国，下决心禁烟。讨论时有两类主张：一是广东士绅认为鸦片之所以越禁越多，“利”是关键。利有外国商人贩卖之利，还有国内官员贪腐之利。绝商人之利，可依靠国货对冲进口货，鼓励国内种植，用国产鸦片的供应抵消进口鸦片的进入，逐渐销蚀外商利润，使其无利可图，达到不再贩运进口的目的。绝官员之利，不能使用严刑峻法，因为法令是官吏贪污的依凭，就是今日所讲的门槛制造寻租，权力制造贪腐。所以，看得出作为鸦片进口主要门户地的广东士绅的办法是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逐步禁烟。但这种主张只是私下得势，无人敢公开提倡。为什么？因为与道统不符。谁提谁会被清议揪住猛打。第二种路径是严惩。其中根据惩治对象又分为两派。一是惩治吸食者。理由是无人吸食就无人贩卖。黄爵滋上书给一年戒烟期，期限过后仍然不断瘾者重刑处罚。另外一派是惩治贩卖者。理由是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众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这两种惩治办法因为符合道统都有大臣公开上书。以现在的观念分析两种路径，第一类主张是用国产化逐渐替代进口，用商业的手段对付商业手段，用英人认可的规则制服他。第二类主张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法律来对付英人，所以聪明的英国商人就想办法把鸦片贸易上升为英国国家利益，挑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段叙述林则徐禁烟时再谈细节）。
百家争鸣式讨论完毕，那么道光帝什么意见呢？他的意见是两者都禁都罚。上峰意思明确后，大臣们自然都逢迎，于是举荐人把皇上的圣意贯彻下去。林则徐当时是朝廷里公认的能任事成事的干吏，且为人刚正不阿，也是儒家道统的忠实维护者。于是林被委以禁烟专任，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林雷厉风行出告示要求外国商人缴出鸦片并承诺再不贩运进口，起初外国人以为他不过虚张声势，骨子里也是一贪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回遇到一个杠头。因为林把他们围困到十三行的院子里，以断粮威胁令其缴出鸦片，于是上面说到的那段关于英国商人的聪明和懂政治就显现出来了，商人的头领义律（CaptainCharlesElliot）命令商人们不要直接上缴鸦片给林则徐而是统一汇缴给义律，他以大英帝国派驻广州商业监督的身份写收据给各英商，从而把英国商人的鸦片变为了大英帝国的鸦片。之后英人看到林玩真的在虎门海滩挖洞引沟用化学之法将收缴鸦片销得涓滴不剩时，义律给英国政府写信求救，英国政府派来了军队。
再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军队是由政府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GeorgeElliot挺逗的，两个英人的首领同姓，中国人也会巧翻译）率领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的主张——索鸦片赔款，索军费赔款（来打你还由你来掏钱！），取消通商限制和其他一切邦交之不平等。根据这样的主张英国的军队避开广东直接往北边跑，仗着船坚炮利拿下定海，接着围住了大沽口（天津港），他们的目的是找皇上。道光帝急调内陆各省的兵到沿海，调兵就要由朝廷给各省拨饷，于是厌恶花钱的皇上急了，骂林则徐惹事，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人交涉。琦善一直被我学过的历史描述为软骨头的投降派，专门跟洋人妥协，出卖我国的权益和领土。其实，有脑筋的人想一想，历朝历代，即使是昏庸的帝王在位，哪个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主是完全的酒囊饭袋？看蒋氏的本书及蒋的另一篇专门的论文《琦善与鸦片战争》才对这位人物有了另一番的认识（此处不展开）。琦善接受任务后，先派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回来琦善这样描述英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说英人的炮“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而山海关的炮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且“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对比完毕，琦善大人又拿出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的外交书信，发现前半段在控诉林则徐，后半段在提要求，琦善就觉得这是一张状纸，递给皇上让他主持公道给英人伸冤（天朝人真是自信又心大）。经过综合判断，琦善决定抚夷，就是安抚英国人。结果英国人还真让他给哄回广州等信儿去了。于是道光发现活泛的琦善比孟浪的林则徐事办得好，还省钱，下令撤了兵回内陆防卫，还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去接了任。呜呼，遇上这样的皇上，说他什么好？！话说那英国人哪儿是那么好糊弄的，看不到实质进展，人家在广州就进攻上了，大角沙角失守后，琦善擅自做主与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割香港，给英国平等待遇（其实大清朝可以以委托人超越代理权限而不认这个条约的，搞不清楚是琦善偷偷盖了大清的印还是怎么着，这个条约就生效了，香港一走就是一百年）。道光得报后大骂琦善卖国，革职抄家，调兵摆开阵势准备再大干。没想到英国人也不满意，继续增兵。从道光十九年正月打到二十二年夏天，一仗一仗，清军节节败退，英军快要攻下南京，道光帝终于答应了所有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
1.3战争的反思及林则徐
蒋氏对于鸦片战争的反思并无特别之处，跟多数史家认为的原因一样——落伍和不觉悟（即顽固）。但蒋氏分析当中的一个点颇为有新意，这就是关于林则徐。
提起林则徐，形象是民族英雄、干吏、正直的政治家；事迹是虎门销烟、前后出任多地封疆大吏、流放新疆、病亡。同样的史实在蒋氏的分析下又有另外一种形象。首先，讨论禁烟路径时林力挺激进的黄爵滋，并比之还严厉，主张吸食者与贩卖者均严加禁止和惩罚，最终皇上接受了林的方法并派其去广东钦办。蒋认为林在提出上述主张时并不是完全根据实际情况，有唱高调的嫌疑（我倒认为林并未有唱高调之意，毕竟派去任禁烟之事的就是他本人，他若是讨论时唱高调，大可推掉这份差事）；其次，蒋认为林在经办禁烟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全面落伍，其中包括文化的落伍，林不只是购置洋枪洋船，还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书籍，魏源的很多资料是林给他的，但林只是默默办事，并不像他每次打仗之后那样，每每写了充满自信的奏折递上去。蒋认为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清议的指摘，是过于爱惜名声，是缺乏独立精神和真正的大无畏精神的反映。蒋这样评论：“他（林）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历史上林则徐是否始终如蒋氏所述默而不言，留待史家去研究，我想说的是，如果林果真如此，蒋的批评倒是一针见血地戳到中国士大夫或者更广一些叫知识分子的痛楚。环顾左右，当今社会像林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他们有见识但缺胆识，他们洞察世事，比大多数人看得清、看得远，但他们只是在私人朋友内发发议论，他们会顾忌自己*党的身份，他们会顾忌在各自机构的安稳职业生涯，他们会顾忌这个还有那个，总之，他们连林则徐都不如，林只是看重自己的读书人的清誉，他们看重的东西更物质。他们当中也包括我。
以上是鸦片战争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件，比如对英国人戈登的分析。我们上学时学习历史，对于戈登这个人的介绍是帝国主义侵略先锋，英军的头领，除了恶还是恶。来看看蒋如何评价这个人，首先说“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这个评价来自于戈登回复李鸿章关于与俄国人战与和的意见时。其时光绪初年中俄伊犁冲突，李鸿章看到朝里又有一帮士大夫在唱高调，准备使用所谓的古法战争手段去与俄国人对抗送士兵之命、送国家之命，李请来戈登作军事顾问，为什么请他做顾问？“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戈登）曾带所谓的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从以上这些话中可以对戈登这个人得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名称职的职业军人，这名军人在履职过程中在雇佣方树立了威望，赢得了信任。那么他值不值得这番信任呢？他回复李的意见也体现了一个专业军人的眼光，李听从了他的意见决意劝皇上讲和。这个意见后来证明是明智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懂也不接受外国职业从业者的概念，包括军人、官员（比如给清朝管海关48年的英国人赫德）等，总是要主观地先把他们归成类，贴上政治的标签，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难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歪曲历史。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作怪，还有就是长期对西方契约精神的缺乏理解，不懂得契约在西方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关于循环套理论
蒋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一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旧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认识——“循环套理论”。即每朝一般开国后一段时期内政昌明、吏治澄清，而后天下太平，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同时统治阶级欲望提高，贪腐抬头，百姓所受压榨加重，如此一朝一朝逐渐发展到低点，而后内政不稳，各类反叛力量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个循环套理论认为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而内政的关键是吏治。关于吏治的重要，他进而指出了旧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官的阶层对社会资源的通吃。因为旧社会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不像近现代工农商学兵行行可以名利两全，所以官这个阶层对社会各类活动都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并且直接、间接地掌控了各类资源。蒋有句评论“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旧社会的官吏知识结构是有很大缺陷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它的公平合理性，但只考四书五经类的文科理论，不了解科技知识，不懂得外部世界和外交，使得官吏的视野及识见都受到局限，思想封闭的同时还盲目自大，这个缺陷到了近代遭遇西方一套完整而全新的体系冲击时就成倍被放大，导致一系列应对之策的错误或滞后，一步一步使中国落后挨打。不过，清朝晚期吏治虽然有大问题，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还是涌现了一批能够提前觉醒的官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蒋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革新守旧同时举行，是他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蒋认为旧文化中的固有美德约束着官员的腐化行为，也为兴办新兴的产业、事业提供了支持，但旧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湘军充满了宗族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这种精神以后传给淮军，再传给北洋军，造成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国是祸害。
关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我的理解是近代化的产物，因对其他国家、种族的掠夺和侵略而产生，是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我的这种理解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即帝国主义对外国外族的控制和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资源的掠夺。但是蒋在谈及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时把中国也包含进去。他所认为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从版图的角度，因为“我们的版图除本部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因此把中国也列为帝国主义。但是中国对附属国非常宽松，基本不主动干涉其内政，对于经济方面更无主张。至于中国祖先为什么费力维系这些属地，蒋分析是希望它们代守门户，成为国防的前线。这样的解释颇为新颖，也言之有理。蒋结合近代化的背景进而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西方侵略模式（直接进攻本土）说明，这些附属国已经很难起到国防前线的作用（其实现在的朝鲜我们是当国防前线来看待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容忍金家的倒行逆施），应当支持它们取得独立，不做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傀儡，他还举了列宁放弃帝俄的例子。对于蒋的这番见地我以为在他写作当时的大背景下是一种有远见和实用的考虑，但把中国归为帝国主义我还是认为有所牵强，中国既没有军事侵略也没有经济掠夺，文化殖民也没有发生（文化影响倒是有的），跟近代西方那些典型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于保路运动
中学时学历史讲到“保路运动”，定性是人民反抗清廷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这场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蒋的论述说明导火索这点没有争议，但保路运动没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相反它是一场闹剧兼悲剧。此事大的背景是清廷准备修建粤汉、川汉铁路，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本，初始组织了民营铁路公司，四川、湖北、湖南人民均有参与入股，如此资金仍然不够，且民营公司的经营者也有劫公济私的行为。于是盛宣怀奏请清廷借外债修路，两条铁路也收归国有。听说出主意且主办的人是盛宣怀，股民们认为一定会让他们吃亏，加之革命党的煽风点火，本来清廷的一项良策最后成了埋葬自己的第一锹土！我认为蒋的分析给后人的教训有：1、触及大众经济利益之事，应方案周全、分步实施，各方利益均沾；2、好方案需有德信威望的好人来做，光有能力没有德也不行；3、名声、信誉很重要，失了信什么也做不成，说的好话也成了坏话。
近代史的研究在大陆近年颇为活跃。从出版物的角度主要分三类：官方、民间和海外。官方出版物的阅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其他官方机构；民间和海外出版物则是市场的主力，而且越是禁书越热。蒋氏出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并未形成大的影响，到台湾后五十年代初期的再版受人关注，国内此书得以出版又过了半个世纪，就是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小册子依然让今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大受启发，其魅力的成因我认为是研究者的功力、视野和价值观。蒋是少年时代即领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他的分析体系是西方价值观及其视角，在他所处的年代其视野是独特和开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视角在今天仍然引人注目，所以说，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在30年间日新月异，但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敏感的近现代史研究依然处于低水平，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疯癫与文明》作为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之作，在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读罢该书，我也获益匪浅，在此略微论述一二心得。
关于疯癫的论述，古往今来不在少数。帕斯卡预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吁：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而福柯则直截了当地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与福柯同时代的思想家巴尔特评价：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实现，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并且这一疯癫话语只有且仅是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下所产生的名词。虽然明代才子唐寅的《桃花庵诗》中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也有疯癫一词，不过这种疯癫不是人类理性时代的精神术语，只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怀才不遇的隐逸文人的自我嘲解安慰而已。
也许读者会疑问：为什么福柯会对疯癫现象如此感兴趣?这里便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童年经历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通过对人类历史文化的考察，福柯揭示出了：疯癫与文明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在蒙昧的远古，而是在理性的近代。在古世纪，麻风病曾被视为对社会的最大威胁。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麻风病被逐步控制，疯癫代替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最初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的，疯癫既是威胁，但也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最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但是到了古典时代，疯癫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训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到了18世纪末，人们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对禁闭提出了批判，但批判没有解除禁闭，而是用新的疯人院的形式将禁闭进一步制度化。在疯人院里，医生借用科学的面具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病人具有家长加法官绝对的权威。疯人院不但没有解放病人，反而使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并且随着作为一种医疗机构的疯人院的出现，非理性的存在也不再表现出来，它们只能在现代艺术中出现。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控制，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非理性交给理性的任务。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建构而成的。然而福柯也指出这种结构既非一种戏剧，也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个使历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受谴责的悲剧范畴的地方。这也就体现了作者深沉的人文关怀。
也许，在福柯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尚待商榷之处，但他开阔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独特认识，向我们提出了人类文明时代的疯癫历史这个话题，使得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属性方面也有不少启迪作用。总而言之，这至少也能从侧面表明《疯癫与文明》不失为一本智慧之书。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读书笔记
从事投资也有些年头，看完李录先生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觉得自己过去对投资是一知半解，就像资产管理行业，存在的根基就是无知税的存在。简单的言语，将资产管理行业的认知却是如此的深刻。我们当下很多人员，和消费者、投资人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产品和服务的优劣，绝大部分理论都和屁股决定脑袋有关。
李录先生不仅追求价值投资的真知，还在不断追求人生真正的意义。
首先，李录先生非常看重家庭关系，非常在意与家人的和谐相处，这是人的品性和修养最好的体现。与朋友、同事之间，与人为善非常重要，没有恶意非常重要，无论作什么事，都要采取多赢的方式。多赢的品性，使得李录先生的投资不断强调正道投资，强调把兴趣爱好投资，都是一种多赢的思维。
物质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熵增的世界，能量从高处往低处流动，大的总能吃掉小的，整个地球到一定程度会走向湮灭。而人类世界，却是可以把世界变成一个熵减的世界，人可以通过学习，从无知变成博学，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投资，尤其是在正道上的价值投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熵减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你确实可以帮助着去创造，做到多赢的局面，不仅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
其次，价值投资就像深海里修行一样。在鱼多的地方捕鱼，在能力圈内投资，没有边界的能力就不是真的能力。很多人在水浅的地方捞鱼，在人多的地方捞鱼，运气好的时候，是会有收获。但运气不会总是好的时候。
李录先生说，投资大道上根本就没有人，交通一点不堵塞、冷冷清清，人都去哪儿了？旁边左道上车水马龙。因为康庄大道非常慢，请起立听起来能走到头，但实际上很慢，一条一定能够通向成功的道路。因为一个公司的成功，需要很多人很多时间需要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点运气，这个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投资的本质是对未来进行预测，预测得到的结果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真正建立自己的能力圈，能够对某些行业某些公司获得比别人有更深的理解，而且能够对公司未来的长期的表现做出比别人更准确的判断，要能看得出10年后它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要判断一个行业一个5年后10年后的情况，从兴趣到懂的过程，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不是为你存在而安排的，我们相信的东西，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通常成为我的预测，但可能不客观，只有做到对知识的诚实和客观，才能建立能力圈，才会真正懂。当你能够客观冷静下来，就像在深海里，有足够的深度，更安静更干净，避免更多的浮躁，才会有真知灼见。
投资，不在乎你了解得多，而在乎你了解的东西是正确的。全世界有10万多上市公司，你不必什么都要研究，而是能深入研究、同时可预测的公司有4、5家就不错。芒格先生订阅《巴伦周刊》，这个杂志看了50年，他发现了多少机会呢？一个！就只有一个，而且这个机会是看了30年后才发现的。
在深海的修行和研究，寻找到的标的，并不会很多，而这也是价值投资的内涵，好的东西本身就是稀缺的，而适合你的你确实能懂的可能就几个。
读完李录先生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有感不少。学会在深海里修行和投资，寻找多赢的思维和格局，和好的企业一起成长，耐心分享未来10年或者更长的持续增长，这也是李录先生给的启迪。（翁开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