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后感（一）。
古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人类的成长，都是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推荐阅读作品，相信您在阅读之后会有专属自己的收获，那么，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好好的写一篇属于自己的读书笔记吧！你对写读书笔记熟悉吗？小编特别从网络上整理了《中国大历史》读后感（一），还请多多关注我们网站！
《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中国大历史》是 历史学家 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着，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其实先前对这本书我了解并不是很多。只是知道作者黄仁宇先生经历不凡。我想在读一读中国历史的初衷，所以就动了心翻看这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也确实觉得有点宽泛、不得要领的感觉，不过还好，坚持就是胜利，花了一段时间继续读下去欲有一种与从不同的感受：很新鲜，令人耳目一新。第一次感觉到读史的趣味。
作者以其宏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来解析中国历史。这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大历史”，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影响到13亿中国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它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首先，应当说作者是非常 专业 的。黄仁宇先生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实在需要很强的取舍功夫。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所以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着述历程，不以史料的堆砌为着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着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从长远的社会、经济、财政、社会思想、官僚制度、地理环境等多种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的脉动。
在历史的图景中为我们描绘出了历朝历代的大政治，大财政，大文化，大军事，大-法令，而这些都是我们历朝历代兴衰的根本所在。在着作的意图上，作者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在文字中，他还加了很多与欧美历史的比较，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着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的状态描述，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要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要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同时也能够在其中给我们更多的借鉴。
第二，作者是相当理性的。他没有落于俗套，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在一般的历史评价中，显得更有新意和见解。他认为国家的法纪堪为根本，法纪废弛，则变乱陡生。所以，在他写的这本大历史中，他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文字中穿插了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做深入分析，是可以为我们提供治国的借鉴的。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但变乱，分-裂乃至亡国的原因往往都是一样的。这些道理对当今企业管理也同样适用。企业若想生存，就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财务管理体系，不能糊涂;规章制度的健全与执行力的好坏更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持续健康的展和在发展中能否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中国大历史》仍然保持着黄仁宇先生一贯的“大历史”观点;从小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查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看了黄仁宇先生的书，就再接受一次历史的教育，他的书不同于我在以往教科书上学到的，令人受益非浅，他不会以一种民族狭隘的心理去看待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而是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或者放在西方观点下来评价。作者一直在西方研究我们自己，因此它能更用接近西方的方式和观点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历史书籍的原因所在。
《中国大历史》成功之处是作者把专业的历史知识写成了趣味读物，却又蕴含历史沉重感与深刻的历史的反思。特别是书中对当今社会的预言的兑现让我们佩服不已。由此也实现了历史的最根本目的：以史鉴今。《中国大历史》对我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王朝的盛衰，如同人生的轮回，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人生大历史”中来看，最大的收获便是领悟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个人的生命极为渺小，因此对于生活中的许多纷扰，片刻的痛苦与偶尔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笑看人生。人生过后是否应该留下点什么，如同王朝在历史上划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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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读书笔记心得感悟300字
这两天读《中国大历史》，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也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谓之“MACROHISTORY”。如果是大历史，写到杨贵妃就很奇怪了。在这样精练的历史中，这样的入也有地位，不知历史如何大？但是，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他的基本观点是：
1.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农民，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管理农民，中国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3.财政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定或者说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必要财政和税收体制，中央政府就不能稳定存在；
4.土地管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土地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没有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谈对农民的管理;
5.官员制度也十分关键，历代的政府统治均是要依靠强大的官吏，没有官吏不行;
6.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7.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作者：王山（笔名：洛伊宁格尔）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由封建社会被迫向近代社会国家转型，这是一个举世瞩目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人们纷纷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其中被人们称之为西方中心论的一些观点如“冲击－反应”说等最为着名，它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揭示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公式。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则提出了质疑。
柯文在序言中提到了其写作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历史学家论述中国近几年的主要发展阶段。二是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心意思就是批判现存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即：“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柯文认为三种模式对中国近代的历史没有把握住其根本的症结和主要的矛盾，而却片面的、一概而论的将中国近代发展的力量皆归结为外来的力量，却忽视和淡化了中国自身的内部力量。
因此柯文提出了自己的“中国中心观”，主要有四点：第一，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第二，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和地方历史的研究；第三，把中国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第四，热情欢迎历史学科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可以说，“内部取向”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便是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柯文阐述了中国问题的两重涵义，“第一，这些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经历的；第二，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其实，这就涉及到一种研究问题事物怎样选择参照物的问题。
“西方中心观”的学者认为“西方的近代是不断进步文明的，而中国的近代在西方到来之前是落后不动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横向的对比，即以西方的近代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近代历史。“中国中心观”则恰恰相反，柯文首先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进而反对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陷入了“西方中心”窠臼，认为工业化的西方近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忽略了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演变发展的脉络。
但是，柯文在此似乎又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确实是在西方因素的强行介入下而不断发展的，西方的影响一直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柯文指出，如果单单用“西方中心观”去研究中国近代史，会使我们忽略或掩盖掉很多问题，可如果仅仅用“中国中心观”去看待中国近代历史，那么我想我们会忽略或掩盖掉更多的历史问题。柯文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力求通过一种“长时段”的研究思路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希望从中国内部和社会底层来探究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由单纯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总体。
社会史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热门，可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线，西方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否会将人们从一种极端带向另一种极端？我想这同时也不是柯文自己的本意，“柯文之所以对理论框架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于他深信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性。”也许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在看待历史问题时不能单纯从一种理论框架出发，让一种理论束缚自己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全面的去认识历史，寻找被忽视和掩盖的过去。
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以及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等等因素，都使得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整个国家确实处在了高度愚昧和与世隔绝的状态；因而显然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后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都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
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从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使在外来强烈的刺激、冲突和压力面前都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对外部的反应不但表现得相当迟缓，自我调节功能差，并且想对它在任何一点上做出变革都显得异常困难，而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许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更是严重阻滞着传统中或许可以走向现代化生长的因素，因此既使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法想象它能够自觉地走向资本主义。
因此柯文认为“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会割裂历史而无法解释中国近代史。若是在这种基础上对中国进行横向的以及纵向的切割分解，我们可能只会一叶障目，无法纵观全局，即使都够在某方面得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但也可能由于这点而影响到这些观点的深度、广度以及它的正确性，
因此，对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作为一项新的学说，我们应该给予尊重，但是要全面考察和分析我们自己的国情，我们又绝不能盲目以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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