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读后感4000字。
不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停止。读书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读中外经典名著对我们思想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当我们读完一本中外经典名著后，可能也会改变我们对事物以往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写一篇读后感。那么，在中外经典名著中你最喜欢看哪一本书籍呢？小编特意为大家收集整理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读后感4000字”，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读后感4000字 读完刘再生先生著述的600多页的《中国音乐史简述》,对我们冲击力最大的是转引杨荫浏教授的一句话：全部的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其中民间音乐的发展，也包含着对于一部分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杨荫浏先生的话分量很重，因为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曾用30多年时间和毕生心血编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是行内公认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
然而不禁要问：世界其他文明均是掌握着最大社会资源的宫廷或教廷引领着音乐史的发展，为何中国反常？
再次打开书卷品读，中国音乐在其发端处就有特异的顶层设计，把音乐的功能定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安邦治国之本。这在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绝无仅有。
据《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传说在舜帝的时候，舜就命令一位音乐人夔，调制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音乐，求得神人以和、天下大服。由此可见，中国音乐的功能真可谓了不得，能够让神与人都和谐起来！舜本人也创作了一部音乐作品，名为《箫韶九成》，就是让后来的孔子听了其感官之欲被净化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那个韶乐，据传说，奏完九段之后，竟然把凤凰都吸引来了！
据此，到了周代，周公把礼和乐打包，制礼作乐，当做治国之本。礼，就是要遵循的人神关系、人际关系的种种礼节，即规定所有人的行为规范。乐，就是音乐与舞蹈。周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要逐渐学习掌握各种礼仪乐舞，20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周公认为，乐舞能治国安民，能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并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礼），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安定。周代为此专门设置了乐官，成了一种制度。这样，音乐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后来的孔孟，根据周代的礼乐制度，创建了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行使了两千多年。因此，中国自诩为礼乐之邦，或礼仪之邦。
相比之下，各大文明发端期的音乐，都是为了颂神敬神，或为了显示王权之威，从不认为有治国的能耐。古希腊的酒神节音乐就更人本了，只是为了让妇女们在规定的几天内释放被严厉压抑的本我，后来衍生出了合唱与悲剧。
按理说，中国的王室雅乐定位如此之高，更应该成为音乐史发展的核动力。
不，适得其反。
上升为治国之本的中国雅乐（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宫廷仪礼、军事大典等典礼的音乐歌舞），为获得震慑效应，萌生两个追求。一是求规模，二是求分贝量（响度）。百人、乃至千人，演奏同一个旋律，发出响遏行云的巨响，那场景那气势确实慑人心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击缶场景管窥一斑。
这个安邦治国的国家雅乐，由此衍生出三个音乐上的负面发展效应。其一，声势浩大的单声部演奏与歌唱，虽然有滥竽充数的小小瑕疵，但是，它让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效果毫无疑义是伟大的。这个伟大，恰恰消解了发展多声部的动机，中国雅乐就永远停留在没有纵向织体的单旋律水平上。其二，国家雅乐追求振聋发聩，就要奏出高分贝的乐器，于是花样繁多的鼓及其他打击器、大型编钟、笙管吹奏乐器等就应运而生了，而音量小的弦乐器琴瑟等就被边缘化。入不了国家乐队的琴瑟，只好在骚人墨客书房里独自抒发情怀。他们望月听风独吟了千年，其演奏技巧没有制度性积累传承的机制，自生自灭，可谓发育不良。自宋以后，从北方传入拉弦乐器胡琴，也只是进入民间乐队。中国没有发展出如西方那样声部丰富的倍大、大、中、小提琴弦乐系列乐器，可能与此相关。其三，国家雅乐在西周就定型为六代之乐（祭天神的《云门大卷》，祭地神的《大咸》，祭四望的《九韶》，祭山川的《大夏》，祭先妣的《大濩》，祭先祖的《大武》等），成了千古格式，以后各代的雅乐，都是法先王，至多作一点添加与微调（如唐代）。这种程式化，扼杀了音乐旋律与结构的创新。
听觉震撼、视觉缤纷的国家雅乐，强调安邦治国，成为一个固化了的单薄的伟大，反倒失去了引领中国音乐不断创新发展的功能，没有能带领中国音乐进化出逐渐丰富、复杂的音乐表现范式。它到唐代达到顶峰，加进了西域传来的乐器与音乐元素。宋代因皇帝审美情趣漂移到书画之上而开始式微。元代外族入侵而中断。明清时期成了程式化的祭祀与显示皇权的套路，清代拟制的古代雅乐更是弄虚作假（某些乐器只是个摆设），到此更是泯灭了灵性与生趣。
横看西方，其国家层级音乐却在引领出另一番风光。在千年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所谓黑暗时期，音乐却独放异彩。格里高利教皇关于信徒们要集体颂唱圣歌的顶层设计，开创出了多声部的唱诗班宗教音乐。接着世俗王权主导的18世纪以后的宫廷音乐，造就了复调的巴洛克音乐，以及建构出和声功能体系的古典主义交响乐国家层面的音乐成为音乐发展史的主动力。
在中国音乐史的历程中，从来没有创建专业音乐家（作曲家）队伍。
周代开始的乐官，负责编排创作国家雅乐，有点专业音乐家的味道。但很快就把雅乐定型为六代之乐，那么，国家层面的音乐不孵化专业作曲家。
在独自弹琴的风雅之士中，倒是创作过一些琴曲，供自己弹奏抒情言志。如，传说俞伯牙创作了《高山》、《流水》、《水仙操》，孔子创作了《陬操》，蔡文姬创作了《胡笳十八拍》，阮籍创作了《酒狂》，等等。然而，文人们的创作完全出自内需，没有西方教皇、国王、公爵等发出的荣耀还获利的订单激励，造就不出巴赫、莫扎特、海顿、贝多芬那样的专业音乐家。
在隋代，有位杰出的以音乐为终身之业的音乐家万宝常，但是他的身份是低贱的乐户。其成就虽可与师旷、俞伯牙相提并论，但最后活活饿死。临终时，他悲愤地将自己在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全部付诸一炬。从北魏开始，中国就确立了乐籍制度，纳入这个制度下的乐户，便是贱民，终身为宫廷、官府、军旅、庙宇提供音乐服务。这便是中国卑贱的专业音乐家。
南宋有位音节文采，并冠一时的词人、音乐家姜夔，一生没做官，也没有别的职业，就是弄音乐，有《白石道人歌曲》四卷传世。他不是乐户的专业作曲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接到皇室或社会的订单而作曲，都是自己的精神需求。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曾将自己的作品呈献给朝廷，却石沉大海无人理睬。他一生漂泊，困苦病死后要靠朋友解囊才能入土为安。
一个国家，没有不断接受到订单、可自由创作的专业音乐家队伍，就不可能在竞争中不断精进与升级。
中国的宗教音乐发育不良。(读后感)
中国的道教、佛教，从没有主掌天主教那样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权力，一向都是皇帝的附庸。此外，也没有天主教格里高利教皇那样让信徒唱圣歌颂神的设计。因此，无论道教音乐还是佛教音乐，都只是为了配合做法事，由道士、和尚四处云游搜集来一些民间音乐乐曲，有时因为少数高人当上帝师，还能搜集到一点宫廷雅乐片段，编了些简陋的法事音乐。其器乐部分大都是打击乐器加吹管乐器，声乐部分是神职人员无技巧的诵经吟唱。在唐代，佛教为向庶民大众弘法，曾发展出变文的说唱音乐，把印度的梵呗音乐引进了说唱。但是，在唐武宗灭佛后就消亡了。
百年如此，千年还是如此，并没有发育成高端的圣乐。
然而，通观8千年（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的用丹顶鹤尺骨做的七孔骨笛距今有8、9千年）中国音乐史，中国的民间音乐非常具有活性、活力。
孔子集西周初至春秋末500年间的音乐作品，汇编成了300篇的《诗经》，其中称为风的民歌，就占了160篇。民歌可不管音乐治国，如朱熹所说，这些歌曲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也。言己情（艺术的根基）的民歌，就从这里浩浩荡荡发祥了。
从《诗经》的风，到秦声与楚歌；到汉代的民间说唱俑；到魏晋的歌舞戏、参军戏；到唐的乐府之相和歌；到唐宋的百戏之乐；到宋代词人例如柳永以民间音调和市井俗乐填词咏唱，宋代以《月儿弯弯照九州》为代表的山歌，《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城市广场演出的鼓子词、诸宫调、傀儡影戏、唱赚等伎艺说唱音乐；到宋代的杂剧与南戏；到元代繁荣的杂剧；到明清流行的民歌和小曲、弹词大鼓等民间说唱音乐，以及由元杂剧发展出的300多种地方戏曲由此可见，中国的民间音乐充满灵性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出越来越高端的音乐样式。
杨荫浏所言极是，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国音乐史的主角。
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音乐认知：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数学。
如果没有毕达哥拉斯用数学方法，算出两个同时发出的声音其谐和程度与两者弦长之比的单纯度成正比例关系，那么，其后就不可能有音程、对位、复调、和声等音乐织体理论的诞生。
中国古人也曾用数学方法解过音律。
根据《管子地员篇》，2600年前的春秋时期，名相兼乐人管仲，就用数学的三分损益法算出了五声音阶。这比毕达哥拉斯的五度相生律早一百多年。所谓三分损益法是按如下的方法运算的。先以一条空弦为基础，将其长度三等分。三分益一，就是将空弦加长三分之一，就得到下方的纯四度音。然后再三分损一，即减去加长弦的三分之一，就可求得上方的纯5度音。再用同样的往返交替的方法进行三分加益及三分损一生律四次，就能求得五声音阶各个音的弦长度。再继续推算，就生出12律。这些律法都用在制造编钟等乐器上了，对于器乐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第二个数学音乐大成就创立者是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载堉（1536-1611）。他首创在算盘上开方的方法。接着，他用开2次方和开3次方的运算方法，求得了12平均律（他称之为《新法密律》）。而西方，要在朱载堉去世25年之后的1636年才由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生基本完成12平均律这一理论。朱载堉曾经将毕生研究成果献给朝廷，万历皇帝随意一笔让礼部处理，礼部就束之高阁，石沉大海。呜呼，中国最早算出12平均律，却徒劳无功，从来没有在音乐上应用过12平均律，一直停留在五声音阶上，只有个别乐曲用了七声音阶！
先进的音律只能由国家级雅乐来推行（西方就是如此），而固化的程式化中国雅乐却是锅里炒石头油盐不进！虽然中国民间音乐兴旺发达，但是社会底层无缘知道发明的新律，当然就更遑论践行了。
大名鼎鼎的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发问：中国为什么不出交响乐？
他的答案是因为儒家伦理太注重大一统而被扼杀了。
读了这本书，我们的答案却是来自音乐本身。第一，中国国家层面的雅乐只求横向旋律演奏的规模与响亮，无求纵向的丰富性。第二，中国的宗教音乐发育不良，只求做法事的音响，没有像天主教那样把信徒组织起来集体颂神。因为没有不断演唱的合唱发生，就催化不了多声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歌的二声部合唱可能是西方传教士传授的。第三，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毕达哥拉斯用数学算出同时发出两个声音的和谐度与弦长比例关系的算法。没有精准的数学音乐理论支撑，光靠听觉辨析其谐和度，难求一致结果，就不能无可争辩地进入音乐实践。因这三条，中国音乐便与交响乐无缘了。
读书，最大的欣慰、或者说有一点自我实现感觉的话，就是能够被书激活胡思乱想，然后能更好地解释久久存在于众人头脑里的某些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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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简史》读书笔记及心得感悟800字
《中国古代简史》读书笔记及心得感悟800字：
最近，读了《中国古代简史》，收获很多。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人类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进而过渡到封建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演变过程漫长而复杂多变，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把学到的和大家分享。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前身就是猿人，随着猿人能力行走，独立劳动，慢慢学会制造工具，随之形成了部落、社会。
奴隶社会，经历由夏商时期——西周时间——东周时间（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秦汉（秦国、西汉、东汉）——三国两晋（魏蜀吴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时间——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近代。
我们从上面的时代变迁，能够简单的对我们老祖宗发展变迁有个初步认知和了解。正如《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的国家由分分打打，到最后大一统，以至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并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知道，毛泽东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之“劝大家读历史”。
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书为伴，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
毛泽东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毛泽东不仅自己重史、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学习历史。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延安时期，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古代埃及史》读书笔记2500字
《古代埃及史》读书笔记2500字范文：
我读古埃及史的目的有4个：一是了解埃赫那吞的一神教的起源（据汤因比在《人类大地母亲》中说这是世界上首个一神教），毕竟当今世界上，许多人都信仰源自犹太教的一神教；二是了解古埃及对古希腊的影响，乃至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三是对比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了解乃至抽提出，即除去个性外的，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般过程。四是也想着重对比一下中埃两个古代文明的发展异同。选取刘云鹏老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教材，观点会正统、严谨一些。
古埃及文明的酝酿和开国普遍比中国早1000-2000年，共经历了早、古、中、新4个王国、2个中间期和后埃及7个时期31个王朝，亡于古罗马三巨头。埃及的考古发掘比中国要充分，古埃及人留给后人石刻、绘画和草纸（一种竹简，不是真正的纸张，纸的发明公认属于中国）上的文字记录了丰富的内容，而中华文明详细精确的历史记载从商朝才开始的，寻求更早记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理上，中埃这两个农业文明都是依一条大河而起，也因协力治河，开展灌溉而形成持续内聚力。黄河是东西走向，形成了同纬度地区大面积的耕作土地，而尼罗河南北流向，只有不长的一段流域和入海三角洲才适合耕种。此外，古埃及西部是利比亚沙漠，南部是热带草原，北面和东面是地中海和红海，只有东北一隅的西奈半岛与亚洲相连，内部回旋余地并不大，这也是最终文明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其实，若不是尼罗河的巨大水量，地处热带沙漠气候，年蒸发量极大的埃及根本不适合农业。古埃及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一样是封闭的，在海军不发达的情况下，易守难攻，然而地中海沿岸的波斯、希腊、马其顿的舰队挑战埃及的时间要比英国舰队挑战中国的时间早了近两千年，这真乃中国人的万幸。
人种方面，古埃及人属于含米特人（书中没有区分闪米特与含米特），且由于地理封闭，早中期对外征战中又鲜有败绩，形成了民族单一，无多民族混居的局面。因此在社会结构上，没有出现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明显的基于民族、种族的歧视。古埃及人通过自我内部管理创造出了自我健全的文官制度，发展出了庞大的文官体系。只是到了后期，特别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人占据了统治阶级，埃及人受到排挤社会才出现明显的民族矛盾，这个体系才被摧毁。这个文官制度也倡导“劳心治人”，设有书吏之职，同时贬低体力劳动，比中国的“学而优则仕”早了近千年；再者，这是一个郡县制的体制，地方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也比中国早了两千年；第三，这个制度比较开放，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约瑟竟能在埃及做维西尔（宰相）。但与中国文官制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个强大的纲常伦理道德体系做支撑，乱伦现象比比皆是，道德发育明显滞后。
政治上，古埃及法老是一手遮天，是立法、司法、行政等多种世俗权力的枢纽，但在神权上，要受制于强大的祭祀集团。和世界上其它古文明一样，强调君权神授。这个神就是拉、荷鲁斯、阿蒙以及短暂的阿吞，其实这四者都指太阳，表达各有不同罢了。祭祀集团政治权力极大，本国法老倒台后，外部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等也祈求他们加冕法老，以求获得合法统治。此外，祭祀集团还在全国拥有大量优质耕地、拥有大批奴隶，乃至法律豁免权，是国家政治的不倒翁。古埃及文明总体上是属于多神教的宗教类型。各部落和各个诺姆（行政区）有各自的神，阿蒙、阿吞的崇拜不是与生俱来的，其废立来自于王国与祭祀集团的政治博弈。中国上古时代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运动，断绝了普通人与上天交流的权力，让最高世俗政权垄断了祭祀权，这使得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祭祀这一政治阶层，中国也因此未能形成宗教型文化。
西方学者有把埃赫那吞国王所立的阿吞崇拜看作是一神教崇拜是欠妥的——与阿吞并存的至少还有奥利西斯等冥界之神（古埃及人的生命观念中就存在了人世、冥界以及死后审判，但不同于中国、印度的生死轮回，冥界是人永恒的归宿）。此外，主神阿吞也是埃赫那吞从众多小神之中甄选而出的。国王凭一己之力不可能与其前数千年形成的多神崇拜体系相隔绝。出于政治博弈，同时也缺少神学论证和新兴政治力量支持，使得他的宗教改革只成为历史的一瞬，埃及在他下一任法老——图坦卡蒙那里又恢复了历史悠久的阿蒙崇拜。
古埃及是当时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中心，是周围民族学习模仿的对象，其早中期的文治武功也引得四夷咸服。内部狭小的生存空间以及对外贸易权的争夺，特别是修建金字塔、神庙的石材、香料等奢侈品的不足，使得古埃及屡屡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常胜的埃及军队常常为本国掠来充足的奴隶。此外，沿河的耕地并不广袤，可供分封的土地不多，寺庙占地比例大，且和国王土地混杂，使得土地分封制度迟迟无法形成。一般来说，土地分封是严格按照世俗贵族级别开展，寺庙本就是世俗政权的法外之地，土地政令更是“水泼不进”，这些因素都令古埃及长期处于奴隶社会。反观古代中国，由于内部空间巨大，各民族融合速度快，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而且世俗政权一家独大，分封制度很早就确立了。
古埃及和古代中国一样是人治社会，不像罗马帝国，其法治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古埃及连十二铜表法、汉谟拉比法典等成型法典都没有，甚至不如古印度，其尚有摩奴法典。法治是民族冲突和宗教的双重产物——罗马需动用法律去处理其广袤领土内的各类民族冲突；婆罗门须立法隔离种姓以及处理其内部民族混居产生的矛盾；犹太人须通过与神立约的方式在异教徒的汪洋大海中去保持自身民族的独立完整性。而古埃及和古代中国都是较快速形成统一民族，文化形成期内与外族冲突并非社会的主要矛盾；前者形成的宗教尚处于“献祭-恩赐”的简单人神关系模式关系，远不像犹太教那样神明事无巨细地介入社会生活；后者古代中国则压根没有形成一个宗教文化类型。因此，中埃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没有原创形成法治社会的基本条件。
古希腊堪称西方文明的源头，但古埃及对古希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宗教方面。古希腊引进了古埃及的主要神祗，如：拉对应宙斯；荷鲁斯对应阿波罗；奥利西斯对应哈迪斯等。在希腊化时期，埃及亚历山大也是希腊哲学学派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古埃及对犹太教也有重要影响，先知这个犹太教的重要教职是埃及人的首创。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基本形式，它和希腊哲学相结合才形成西方文化的主干，这个结合的重要地点之一就在埃及，菲洛这为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就生活在埃及，因此，新约圣经的成书地点也有相当部分在埃及。作者：王洋MBA2005
《中国书法史》读后感2000字
前言:
书法艺术同京剧、武术、诗歌一样，都是中国的国粹。从远古时代的甲骨文，再到成型于东汉、魏、晋时期的各个书法艺术形式，可见书法的形成与发展亦有其自己的历史轨迹。随时代变迁，虽然现代人很难再在书法领域中见识到完整的书法典藏，但是每当我们信步于古老园林，或是厅堂楼阁，依旧可以看到呈现于牌匾上的古文字迹或是悬挂于高堂上的喜庆对联。细品书法，它给予每个观赏者的不仅限于外现的字形，而更多的是内在意境。正如书中所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1、古代书法的发展轨迹
自觉没有多少本领可以驾驭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只是简单的做自我品评罢了。书法起于甲骨文，观甲骨文，虽无汉字那般规整、统一，却透露出了几分活泼与灵动，这大概该归功于它是一种象形文字。历史上同时期的象形文字还有古埃及的象形文与玛雅象形文，但都最终以文明的消失而未现于世，唯有中国的甲骨文留存并至今。而象形文的发现也同样具有神奇色彩，若不是清代王懿荣因病求医，后得药方取药，遂得甲骨，也许至今我们也没有这般荣幸看到它的面貌，也就无法研究后来的金文的渊源。
金文的出现，依托于青铜器的铸造，字形同甲骨文相像，但比甲骨文要规整，排列也有序。后至战国时期，为方便书写，对篆书做出了笔画上的简化，称为大篆。秦始皇统一六国，随即统一文字，一改昔日的写意字体，而增强了文字的符号价值。
隶书的形成是在满足其功用价值的基础上更多的倾向于它的审美性，如蚕头雁尾的字形。楷书笔画规范，法度较严，书写速度较慢，其形象最易识别，多用于正式场合。行书是从楷书的快速书写而形成，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书体，其法度较楷体宽松。草书书写最快，有些笔画、部分甚至被简化掉了,难以辨认。
2、古代书法的意境组成
书法不单单是外部字形的显示，加之作者也很少言及自己的作品，所以给欣赏者留有很大的遐想空间。每一幅作品想要表达的意境并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每个欣赏者根据自己的鉴赏力、思想、情感、文化底蕴对作品进行自我品评，进而由此探知作者内心想要表达的真实情境与意境，这也许是作者最想看到的，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一扫而过。书法的意境可由它的节奏跟韵味表现出来，而书法对节奏的把握又依赖于书写时作者对笔力的控制。有人说书法是没有声音的舞蹈，书法也有舞蹈的那种动态美，或刚健或柔美。这些均依靠对笔力运行轨迹与速度轻重急缓的把握。笔力中还包含几对矛盾：行与留，提与按以及平正与参差等。行与留在于笔的运行上，在毛笔行进过程中，要时刻掌握力度，使毛笔能在恰当的时候、地方停下，或是将速度放慢。平正要求字体看上去要大小合适、均匀、规整，但不可一味要求规整，而使字体缺乏灵动。书法的意境自始而后至终都要归为统一，整体。欣赏者最初看到和把握的角度是整体而不是顿足于单纯的一个字，这就要依靠字与字之间的联络，正如书中所说书法中的联络有三种形式：一是血脉相连（形体与气势上联络成为整体，一气贯注），二是虚实相生（有笔画为实处，字字之间行行之间为虚处，一虚一实成为有机整体，其一虚一实是在点画落在纸上的瞬间一次性完成，笔墨一到，实处即成，虚处也由此而出），三是错落有致（以缤纷交错求其奇趣，于森严法度中求变化）。这仿佛是人体的组织结构，人之所以能成为整体，需要的不仅是外在皮肉及其包裹的骨骼，更需灌之以血液、经络，将这些外在的表现加以连贯，才能成为富有灵性的生命体，而书法则是富有生命的艺术。中国的书法不是一蹴而就的物象，而是富有生命的艺术品，虽没有舞蹈那般色彩斑斓，但却同样能透过线条运行发现它美的东西，这种美并不像古代玉器那样耀眼夺目，而是隐讳的。透过一种艺术我们可以了解到与之相对应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了解到作者所发生的故事和他创作时的心境等等。我想这是作者所希望后人能体味到的。
书法理论知识掌握的深度如何，是区分一个专业书法家和业余爱好者的主要标志，也是系统化的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的基本立足点。一个作家所具有的理论取向，在创作上，像现代那样敏感地反映出来，过去是不多见的。现代的艺术文化艺术环境，在很多的情况下，理论的取向直接决定了创作观念及其在创作实践上的成功与否。因而，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家，需要先明白自己的创作观念。
古典书法理论是传统书法的灵魂，同时又是它的存在方式。古典书法理论浓缩了古代中国的学问、文化和艺术思想，包含了各时代的审美观及其变化规律。无论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书法家都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不可忽视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性和逻辑性。
审视两千多年来的书法理论发展史，各时代的书论一边不断地综合归纳当代书法发展的内容，一边先导下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认真研究古典书法理论，且发掘期中的精华，不仅是为了当代书法了健康发展，而且对有系统的书法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3700字
《中国经济史》读后感3700字
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经济崛起的30年，也是道德、文化和制度文明被遗落的30年。或许正如卢卡斯所说：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作为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古国，我们希望的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而不仅是30年GDp的昙花一现，试问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基础上独立、平等、民主的西方思想成就了资本主义经济文明的可持续，而中国是否也要效仿西方国家呢？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和制度中是否有另一番解释呢？
《中国经济史》这本书探讨了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税收政策。在阅读过程中，我偶有感触，对历代王朝兴衰背后的原因也不断有新的理解。
西周及以前逐渐盛行的井田制度是中国史料记载最早的土地制度，土地属于封建领主所有，庶民被强迫为其劳动，若庶民资不抵债则有沦为奴隶的可能，这与西方庄园的农奴制度十分接近。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称霸，周朝天子名存实亡，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各诸侯封膏腴之地，即山鼓铸（炼铁），临海煮盐，经济实力远超洛阳周室，却不问周室天子死活，甚至倒戈相向。
战国时期，东方齐国和南方楚国战乱较少，经济日益发达；韩赵魏等中原诸侯国多面受敌日渐微弱，西方秦国地处偏僻之地，因而战国初期天下皆弱秦。然而穷则思变，秦孝公时，商鞅废除井田，实行土地私有和允许自由买卖，解放了庶民，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行郡县制代替诸侯分封制，将权利集中至中央，为秦灭六国奠定了经济政治基础。战国时期，中国思想流派极盛，对后续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孔孟儒家文化、老庄道家思想及韩非子法家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后续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继续推行郡县制，郡县制使得权利集中于中央，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之气象，彻底避免了周朝诸侯割据的再次出现，这是制度的极大变革，后续历朝无不效仿郡县制。秦始皇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度，因而土地买卖兼并逐渐旺盛，富者成为大地主，原始资本开始积累，贫者沦为佃户，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秦始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极大促进了工商的发展，秦代的冶铁、冶铜、治漆、纺织、造船和建筑业均有一定的发展。秦朝历代多守匈奴骚扰，匈奴游牧，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来去自如，秦朝定居，盆盆罐罐，机动性不足，因而从成本角度看，秦朝历代修筑长城是一笔不错的经济账，但修筑长城，耗资巨大，只能加重苛捐杂税，加倍劳役，农民苦不堪言。始皇卒后，赵高弄权，人民积怨更深，戍卒一呼，响应者众，秦遂灭亡。整体来说，秦朝治国的思想更接近法家思想，但用之过急。
楚汉争霸，刘邦建立西汉，称高祖，但留下的是一个山河破碎、百废待兴的国家，因而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皆修养生息、轻赋薄役，此三位统治者遵循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文景之治国力逐渐强盛。汉朝土地制度沿袭秦朝，汉武帝统一货币造五铢钱，为后续历朝所使用。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但汉武帝刘彻仅仅是十分欣赏董仲舒的尊儒思想，治国方略真正执行的绝对是法家之道，汉武帝一生致力于抗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开拓丝绸之路，其最初始目的皆为联合西域大月氏等国抗击匈奴，最终汉朝军队将匈奴驱赶至漠北，但国力消耗巨大，为筹措军费开支，汉武帝加重盐铁等商业税，首开卖官鬻爵之先驱，可以说汉朝三代修养生息的储蓄在汉武帝时已所剩无几。汉武帝末年驱逐西北戎狄时，为节省开支，创出军屯战法，该战法是三国曹魏时期屯田的雏形。汉武帝富时挥霍，贫时收敛，在抗击匈奴方面过于执着，欠缺经济成本考虑。
汉哀帝时，王莽为大司马，王莽是一位极为复古的思想家，秦皇汉武所执行的土地私有带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贫富的不均，王莽更强调后者。因而王莽代汉后，行均田废奴婢，大兴诗书礼仪乐，其治国方略接近孔孟老庄思想。王莽废除五铢钱，改用极其复杂的币种，严重扰乱的民间货物的流通。整体来看，王莽的政策有利有弊，但其推行过急，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后光武兄弟起兵，新朝灭亡。新朝的灭亡告诉我们，依法治国不可少。
东汉光武帝恢复五铢钱，恢复土地私有制，但沿袭了新朝的废奴婢政策，深得民心，期间农业、煮盐业、冶铁业、手工纺织业、畜牧业、水利设施建设、造船制车、陶瓷业、酿酒业、制糖业、林业等皆有重大发展，但东汉末年的君主，大都卖官鬻爵，官僚地主贪奢极欲，腐败至极，军权渐渐集中三公九卿之列。如果说东周列国是诸侯割据，那么东汉末年分三国，则是权臣割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首先屯田统一北方，孙吴屯田，富国强兵，蜀汉自恃天府之国，屯田起步成果甚微。后续西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魏齐周皆大兴屯田政策。赋役方面，东晋苛捐杂税多，南朝宋武文两帝轻赋役，南齐高武两帝政绩尚佳，梁武帝修养生息，南朝各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兵力发展较北朝落后。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似新朝王莽，其推行力度合宜，既得民心，又于政府、豪强皆有利，取消了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北齐北周均实行此制。西魏之府兵制度，使得胡人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取消。最终北周统一北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北魏时已有低硅灰口铁；炼丹的兴起丰富了烧瓷的釉与胎原料配制技术；蜀锦闻名全国，西晋藤纸、苔纸、竹纸产生且普及；南齐祖冲之发明千里船、水碓磨、指南车，计算圆周率改造铜机；刘徽著有《九章算术》，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这些都是专业化、产业化改良生产技术的案例。不得不说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经济，东汉明帝时，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对孔孟老庄文化形成冲击，盛极一时。 当时全国各地大建寺院、佛像，拥有土地园林，有丰富的粮果收获和僧户缴纳的谷物作为经济基础，产业极大且具有规模效应，寺院资本开始积累，僧尼甚至发放高 利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寺院经济之盛。另外，统治阶级也推崇佛教，朱明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都是此时建成。
北周大将杨坚灭南陈建立隋朝，并无大量用兵，因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产业都延续至隋朝，隋朝开国即拥有众多人口、诸多产业，隋朝无粮患，但分布不均，因而 建运河开漕运以便快速运粮，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义仓，以备灾年。隋炀帝时基建工程耗资巨大，挖凿运河，修筑长城，徭役频繁至，再加上隋炀帝三征高丽，致民生 凋敝。
唐国公李渊，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轻赋薄役，创立的租庸调制为民制产之德政，允许民间冶铁、煮盐；唐太宗君臣同心，共创贞观盛世，唐玄宗时兴修水利重视漕 运。整个唐朝期间，农业、手工业都极大的繁荣，海陆商业贸易极盛，胡商云集长安扬州，玄奘出使西域，日本、朝鲜、波斯各国皆有邦交，亦有西方传教士来大唐 中土传教。如今的美国之所以有唐人街、唐服也应与此相关。（读后感）
《中国经济史》这 本书对唐代及以前的经济介绍较为详细，涉及宋元明清经济的篇幅十分短，其中原因不详，有人说是钱穆老先生授课前面讲的太详细，后面课时不够所致。但据史可 知，北宋、南宋经济及其发达，锻造技术、四大发明、织布机、银行都已初现，甚至出现了交子这种信用货币，资本主义萌芽初现，早于西方国家1000多 年，但被金元铁蹄一扫而光。崖山战役，陆秀夫抱南宋后主投崖自尽，经济就此断层，谓之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朝抑汉，且腐败，明朝代之，明朝经济逐渐恢 复，且有郑和下西洋之举。满清入关，明崇祯帝自缢身亡，清朝历代皇帝对内抑制汉族，最明显的例子是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自动解散湘军告老还乡， 曾国藩熟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才能急流勇退。清朝也采取愚民政策和文字狱进行管制，对外禁海闭关锁国这些都极大地阻碍的经济的发 展。
《中国经济史》对1912年之后清朝灭亡的后事并无介绍，但我们可以借故鉴今了，此处仅列举几例，清朝灭亡之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军阀割据与东周诸侯割据、东汉末年权臣割据是否有相似之处？抗日战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政策是否是通过农民拥有土地才壮大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西柏坡的《土地法》是否加强了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援助却战败是否跟腐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新疆建设兵团、东北建设兵团是否与三国时期的屯田政策类似？这些或许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
回到最开始的疑问，中国的经济路在何方？个人认为，既需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制度、道德、文化的营养，又需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已充分证明的市场活力。重建生态文明、道德文明、文化文明，过去的30年我们以经济发展为重，但并不是否定了五千年流传下来的精神文明，我们遗落的仁义礼智信需捡起，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遗落的孔孟老庄需重修，传承华夏文明，我们破坏的环境需重建，还我大好山河。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谁，只是暂时的低头30年解决衣食住行，积累了一些外汇，而今我们拿着这些外汇，实施一带一路，投资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保证汇率的稳定，不要重蹈日本失去的十年覆辙。其次我们希望能高效地配置我们的资本和技术，为国民换来更多的资源和福利。最后我们希望能建立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国际信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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