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一名老师，我们只有上好课才能坚守住自己的三尺讲台，而仅仅是上好课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我们都在思考如何让学生喜欢自己的课堂。我有幸拜读了北京十一学校魏勇老师的《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让我受益良多，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怎样才能让英语课成为学生的学习乐园？

一、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

魏老师在书中说到了作为一名老师千万别忘了自己也曾是学生。他上学时，内心对于老师上课时的期待，对于学校建设的期待。当然现在他的学生内心也是同样有各种想法，但能否让其充分表达这就是老师的教学手段。魏老师的课堂设计总能别出心裁，这些都来源于魏老师从学生的经验来上课，这不仅激发学生的兴趣，更能让学生们将所学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素养。记得一次与我侄女交流，说起上学时期最喜欢的老师，侄女脱口而出：“李老师。”于是我就追问，“为什么？”“李老师，上课总能给我们一些惊喜，在他的课堂上我们很轻松，而且老师幽默风趣，我们都很喜欢他。”也许这位李老师就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出发，让自己的课生动活泼，让自己的课被学生所喜爱。曾几何时，在邱叶芬听完我的课后，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你上课太像个老师了！”那时我很疑惑，我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啊，难道这样上课有错吗？或许就是这句话，唤醒了我，让我明白，为什么多次赛课总是名落孙山。作为教师，我们无需总把自己摆在至高无上，甚至不可侵犯的位置，这无形中让自己与学生有了距离感，我们要懂得以最真实的自我去面对学生，与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思考，对他们施加教育的同时，我们也从学生的身上受到一定的教育及影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应该相互尊重。

二、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思考

究竟怎样的一节课才能称得上是好课？相信这是所有老师都会思考的问题。魏老师认为好课应以学生为中心，具有一定模糊性，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同时又是有边界的。课堂的主角是学生，课堂要服务于学生的成长，一切为顺应学生的发展而设置。而只有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时，才能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想法，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生成新的知识和见解。但课堂上自然生成的一些话题以及各种突发状况并不是老师所能预料到的，而老师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课堂上不要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的教学，学科间是融会贯通的，这样的课堂学生受益良多。记得在一次上课，课上到一半，讲到季节，说到冬天的天气寒冷，单词的教学比较枯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必须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 瓦尔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杂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 )通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1921)，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第一次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今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编辑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太阳城》折射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未来社会发展走向的思想

太阳城的居民来源于古代的印度半岛，他们为了躲避战乱而出走，在建设新的家园的过程中太阳城的居民决定过严肃的公社生活。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类文明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演变都标志着人类文明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更加高级的阶段。在社会形态的演变当中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阶级对立的问题。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社会关系的变化引起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视，他们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敏锐的察觉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微光。《太阳城》的出现反映了康帕内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虽然有很大的空想性，但也迈出了走向自由王国的重要一步。

二、关于未来社会制度建构的思想

合理的、协调的制度架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康帕内拉在设计出理想社会《太阳城》之后，又对其社会制度进行了描述。他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以在其理想社会中私有制被消灭，一切社会财富为公共所有，社会财富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在管理层设计上，康帕内拉采用贤者治国的方法，太阳城中有一位司祭充当最高统治者，居民称之为太阳，在太阳之下分设三位领导人分管社会生活的三个不同方面，分别为威力、智慧、和爱。当然，太阳城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公职人员来维持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运作，这些人员都由城中比较有威望、有学识或者有特殊才能的人担当，以保证他们有能力可以带领太阳城取得更好的发展。

三、关于未来社会劳动分工的思想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分工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太阳城中人人都要参与生产劳动，他们认为劳动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太阳城中的劳动分工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展开的，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的潜力，由于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工具以及人人参与劳动的热诚等因素一方面使得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大大缩短了太阳城居民的有效劳动时间，他们每天仅需工作四小时即可满足所需。这在一个以农业、轻工业为基础的国度中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康帕内拉对未来的分工形式进行了描绘，但是这显然只能停留在空想的阶段而无法实现。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

看完正本书后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竟是如此的陌生，这般令我琢磨不透或许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穷人和富人之间总是有着千差万别。社会在进步，城市也在进步。但是，繁荣掩盖不住社会制度的矛盾和不公穷人们的生计举步维艰，富人们的生活穷奢极欲;年轻的一代不是寻欢作乐就是纸醉金迷，人们找不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我想，或许这正是当时美国的悲剧所在吧，不，现在应该是世界的悲剧!无论在哪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明显的地域里，这种悲剧是一定会发生的，只是程度不一罢了。想想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些为了名利而不断搞怪，甚至不顾尊严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除了绝望。官二代随意玩弄生命，不顾法律，可他们得到的却是逍遥法外，这或许就是时代的悲哀吧!而作者在惋惜克莱德自我毁灭的同时，也控诉当时的社会现实，以锐利的锋芒无情地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揭示了万千虚假繁荣后所掩饰的深层危机，揭示了美国生活方式对人的普遍的罪恶性腐蚀毒害作用。

正如德莱赛寓意的一样，像克莱德这样的人生悲剧，是所谓美国的文明造就出来的，美国的社会制度是造就克莱德这些人的温床。太多的风花雪月与纸醉金迷，可以说是令每一个穷人所向往的。他们眼睁睁看着别人挽着美女的手，穿着新款的裘皮大衣从他们身边走过，而自己呢?什么都没有，还得遭受贵族们的白眼和嘲笑。他们的心情是消沉而不甘心的。心中强烈的占有欲，使得他们不惜使出一切手段，哪怕干出违背人类信仰、不道德、有辱门庭的事情。在这样矛盾、不公的社会制度下，还会有几个人真正遵守信仰，相信所做的事上帝都在看呢?每个人都奢望自己可以和有钱人平起平坐。但，偏偏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有这样的社会，这样黑暗的制度存在，就不可能杜绝罪恶的发生。像克莱德这样的人生悲剧，一定不会就此停止。

写到此我不得不去想想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一切一切繁华美丽的表面下又掩藏这哪些，或许揭去这华立的外表之后我们又看到了美国的悲剧吧!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完全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 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 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马克思主义从阶级的立场出发看待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它把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视为一体，视作总体中相互规定的总体因素。作为阶级的人是总体的主体，它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是属人的而加以改造，而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阶级的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表现了出来。

总之，根据卢卡奇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形式的哲学实在论都可以彻底的寿终正寝了，任何关于世界的实体性规定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念才是科学的世界观。不仅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整个人类问题的解决都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进行，唯有这一科学的观念可以引导人走向全面发展之路。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辩证的总体范畴的具体性是由社会现象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的。卢卡奇说：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这就决定了对作为对象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开总体也就等于使这些社会现象离开了它赖以变化的坐标系，而不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为对象的社会现象的变化状况以及它的性质就根本无从把握。所以，卢卡奇说：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

卢卡奇认为：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辩证认识也必须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但是，它通过综合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因此，辩证的认识正是关于现实整体的思维反映，是完整的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一切抽象的规定都经过综合的过程而成为总体的环节和部分，都在具体的总体中扬弃其抽象性。

从简单的规定出发并不等于在前提中放弃总体观。 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把所谓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的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的环节，即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 从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去认识它们的。历史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历史中的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都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确切的位置和展示出自己的性质和作用。

所以，卢卡奇指出：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 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对待旧理论同样持一种批判态度，也是一种理论批判的方法。詹姆士反对将理论的抽象概念绝对化的理性主义，指责它具有绝对论的标识，它抛弃微末的细节而建立在纯粹的逻辑之上它对于实际世界里各项事实细节究竟是什么，还是非常地漠不关心。(注：《实用主义》第39页，〔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詹姆士也不赞同传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等各种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他认为一元论武断地把构成世界的单一实体当作全部经验与之符合的绝对教条。

在詹姆士的心目中，实用主义只是一条公共走廊，没什么武断的理论和主张，它只提供了一种用实际效果来确定各种理论、经验意义的方法和消弥各种抽象争论的方便原则。各种理论、经验只要能产生实际效果，都是可取的。而实际效果多种多样，因此世界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世界乃是多元经验、事实构成的。詹姆士还批判了职业哲学家喜欢停留在字面上形式上抽象争论的积习，因为他们不顾具体的事实和行动，只有在抽象的面前才觉得舒适。(注：《实用主义》第37页，〔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他说道：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注：《实用主义》第29页，〔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詹姆士实用主义与实事求是所批判的理论对象不同，批判的依据和实质也不一样。但是从外部形态上比较，它们对理论批判的态度和方法确实有些类似，都遵循实际，都主张从实际、事实出发，用实践或行动去衡量和批判一切理论观点。

实事求是讲实际，詹姆士实用主义也讲实际;实事求是重实际效果，用实践判断真理，詹姆士更加推崇行动和实际效果，用实际效果衡量一切思想观点的意义和真假;实事求是用实践批判理论，詹姆士亦用行动的实际效果裁剪一切理论。实事求是和詹姆士实用主义都可以说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和方法，彼此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或相通的东西。从其中，可以看到人们一些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倾向。这种倾向就是求实的精神。求实，是优秀的思维传统和原则，表现着一种积极的合理的思维精神。我们不可遗弃这种求实的思维精神和传统。

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实事求是确实有几分相似。它们都表达着一种务实精神。这种务实精神表现在尊重实际、强调实际效果、注重实效的理论批判态度以及判定真理的实践标准等方面。

实事求是尊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逻辑前提和出发点。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25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主张从实际出发，把从实际出发看作做到实事求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肯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前提和出发点。

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讲实际。他认为他的彻底经验主义首先包括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只有可用经验来解释的事物才是哲学上可争论的事物;而不能经验的事物尽可以存在，但绝不构成哲学争论的题材。根据这一假定，以彻底经验主义为基石的实用主义坚持事实与具体性，根据个别情况的作用来观察真理，并予以概括，(注：《实用主义》第38、86页，〔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要做一个好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就必须面向经验，面向事实。(注：《实用主义》第38、86页，〔美〕威廉詹姆士著，陈羽伦、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突出哲学和生活的联系，其目的在于确立一种处理实际经验的关系的态度和方法，主张从生活实际的经验事实出发确定观念和解决问题。詹姆士实用主义坚持从具体实际经验出发，实事求是讲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表面形式上比较，两者的逻辑前提和出发点类似。

实事求是注重实际效果，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并强调判定标准中的价值因素。实事求是的核心是主观与客观一致。要判断是否一致，就必须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即要以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实事求是的恢复就是源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坚持实践标准，而且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阐释了实践标准中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指出：衡量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

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深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洛克、贝克莱、休谟、穆勒等人的思想都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詹姆士也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在《实用主义》这一哲学著作的献词纪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中，詹姆士就开宗明义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穆勒的赞赏之意：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作为我们的领导者。詹姆士甚至直接强调，实用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而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是从十六七世纪开始的，其开创者是英国实用主义者培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从培根开始发展到后来的洛克，都是唯物主义经验论，都承认感性经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人类知识的来源。到18世纪，贝克莱和休谟屏弃了经验的客观内容，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以及不可知论的道路。他们从根本否认外界事物是感性经验的源泉，或拒绝回答外界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认为经验是纯主观的东西，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否定理性认识。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的经验主义曾经一度受到唯理主义潮流的极大冲击。但在19世纪以来，随着实证经验科学(穆勒、斯宾塞等人)的蓬勃发展，经验主义又卷土重来在英国占领统治地位。穆勒、斯宾塞以祟尚科学的实证主义形式维护经验论。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强调感性经验，主张面对经验事实，反对抽象纳思辨哲学;注重实用和功利，反对脱离实际的玄思冥想;提倡自由探索，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事物运动变化的多样性、偶然性和机遇性，反对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英国的经验主义(特别是穆勒的实证主义)对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穆勒的实证主义是詹姆士实用主义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詹姆士像英国经验主义者一样把哲学、科学以及人类的全部认识局限到经验和现象范围，詹姆士说，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十分熟悉的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2]31詹姆士继承英国经验主义，但他又指出由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原子主义观念论，导致英国经验主义陷入怀疑主义和联想主义的困境。在英国经验主义者那里，直接的经验无疑是分离的，经验就像是孤零零的原子，事物的观念和关系的观念是分离的。从洛克、贝克莱到休谟，他们的观念都是孤立的和原子式的。每个观念都是界限分明的，不存在彼此之间的过渡或连接。以休谟为例，在休谟看来全部自然中没有一个联系是可感知的，一切事件似乎都是完全松散和分离的。尽管一件事情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