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读后感。
古语有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人类的成长，都是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而好的作品会引起阅读者的共鸣，在看作品之后一定会触动内心，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为自己所看的书籍写一份读书笔记，你对写读书笔记熟悉吗？考虑到你的需要，小编特地编辑了“《中国建筑史》读后感”，欢迎你阅读和收藏，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中国古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古人凭借自己生活的气候环境从而营透了许多适合居住的宫殿、陵墓、桥梁、楼阁、移至阶基以及大众化的民宅······梁思成先生用毕生精力完成这本著作。
书中将中国建筑从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到秦汉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十国到元明清以及清末民国的建筑物，可以说是详细的为我们将古代到民国时期的建筑呈现给我们，尤其是那些黑白配图，不仅让我了解了古今中国的建筑历史建筑要素，还让我了解到许许多多的古代文化与历史事件，因为建筑形式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从一本书中去感悟到许多，也应该学会很多。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国建筑也随着历朝历代的更迭在不断向前发展着。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营建房屋的技术奴隶社会时期，因为有大量劳动力和青铜工具的使用，很多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得以建成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走向和谐统一，让我们不得不为它的恢弘大气而感慨。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有了后人的虚心学习我们的古代建筑文化才不会在发展的社会中慢慢让遗忘，我国现在仅存的几本书，宋朝李诫的《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等，书中保存的是先辈们的苦心孤诣，需要我们年轻人不忘历史眼看未来地去创造更实用美观的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的见证者，梁思成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趁着我们年轻，思想还跟得上步伐，更应该好好领略我们自己的建筑文化，撇开走马观花，真正的用心去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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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和血泪史，以屈辱外交为主线，贯穿了中国近代的经济和政治。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以鸦片战争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
1840年，英国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发动了鸦片战争，古老、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战败了，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中英《武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一系列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屈辱与伤痛。
时光倒退到千百年前，回到大唐盛世，那是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亚洲的日本曾经向中国称臣，周边的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友好外交，中国国力可称世界之最。可是，自从清政府上台，闭关锁国等极端错误的政策就这样带着中国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清政府没有友好的外交，没有发达的经济，也没有优良的政策，一味的狂妄，一味的自大，一味的做井底之蛙，注定了中国将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衰败。果不其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输光了中国政府的财产，也输光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发展本国经济时，而只有中国政府在火烧眉毛之时还在贪图享乐，中国就是败在了这样的政府手里。
1856年，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英法俄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了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国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中国修建铁路的权利，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白银，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中国的近代史虽然是一段曲折，饱含压迫的历史，但它也是中国走出封建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翻身当主人的历史，也是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的历史时期。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虽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阻挠，但在一代先进思想主义青年的不断争取和抗争中，在不断的吸取前人的经验中，中国的热血青年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
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导语：在古代我们先人就很注重数学的发展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欢迎借鉴！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数学史读书笔记]
中国现代史读书笔记
读史使人明智。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到手上捧着的这本崭新而又精致的《中国现代史》，待我轻轻地抚摸过她的封面后，我翻开了她的扉页。
近日闲暇之余，在淘宝网站上闲逛，一本名为《中国现代史》的书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商品中使我眼前一亮。就是你了，多日来我都在思考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路径和中国未来的走向的困惑将在你这里解开，我毫不犹豫地拍了下来，不多日，《中国现代史》便如约而至地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着。
这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讲，先后用七个章节的篇幅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北洋军阀的末路、工农武装革命的开展、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全民族抗战的展开、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系列过程，最后用单独一章的篇幅来阐述属于中国现代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中的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情况，让读者在为祖国和民族承受着巨大历史灾难而扼腕叹息之时，对国家未来的走向有更深沉更深刻的思考。
同样，我的思考也由此开始。
1.1919.5-1923.12：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等13所大学3000多学生，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扰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林、陆宗舆、张宗祥三个代表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集会演讲后，即列队游行示威，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的序幕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芭芭拉·塔奇曼
关于中国近代史，多位历史学家均有著述，我读过的有徐中约、郭廷以和蒋廷黻的三部，三部中我最为推崇蒋版。
这部仅五万字的著作是蒋廷黻在1938年利用等待赴任行政院职位时的短暂空闲，在武汉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来的，当时是为一部丛书完成约稿。蒋当时手头并无多少研究资料可参考，基本靠长期研究、思考的功力一气呵成，著作的结构是他在清华历史系时就搭建的，所以下笔如有神，笔下的内容是一种思考的自然表达，文字也看得出来是行云流水。蒋一贯提倡大历史观，朝代、人物和事件都要放到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研究，看历史着重在整体和趋势分析，而这正是20、30年代的史学界所缺乏的（老先生们多是断代史专家或古籍专家，真知灼见在于版本和训诂）。所以这部著作看到的是以专题或主题的形式将近代中国发生的事件叙述和分析出来。这种方法也反映出他的教育背景，青年出国学习，壮年回国任事，其思想及治学思路及方法深受西方史学影响。
蒋是个传奇人物，我对他最佩服的一点就是，弃教从政后凡三十余年，只为一个政府服务，只忠于一个领导，但却不与这位领导同党。当然这位领导也着实应当让人佩服。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位领导也被时人评价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见无论成为真正的独裁者还是真正的民主践行者都是很不容易的，而开创一国之民主道路的人当是何其伟大哉！
蒋骨子里是个书生，退休后想做的也是完成年轻时治学的愿望，可惜天不留人，很快地因病故去，难了心愿，包括这部书稿，因为依他的原意，这部书稿是个近代史的提纲，30年代起忙碌于公务，无暇展开论述充实，等到退休却也没有机会完成了。
本书尽管只是个提纲，与我读来却毫无干巴巴的感觉，反而觉得妙趣横生，结构清晰，点评到位。因为是提纲，所以细节展现并不多，但处处是精辟的观点，第一遍读下来几乎满书就被划得像笔记本，第二遍边注加多后，书页就更加花哨，铅笔小字蜿蜒旖旎伸展于空白处，留下我当时的思考和感叹。
这部书我现存有两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买入的是2007年4月第2次印本；二是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买入的是2012年6月第1次印本。前一版是出版社《世纪文库》丛书的其中一部，包括著名的沈渭滨的前言和蒋的总论（即正文全文），注释规范，排版规整，封面设计极简。购于当当网。后一版是我在民族宫对面三味书屋看到的，吸引我的是“未删节版”这几个字。内容包括总论、附录一“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和附录二“琦善与鸦片战争”，整体装帧设计素雅，更具商业气息。其实在这两版中间我还买过一版，应当是中州古籍版，（这册书我送了人）。印象中也收录了“琦善与鸦片战争”一篇。现在蒋氏的《中国近代史》网上一查十几个版本，可见是大热了。
读蒋氏此书我收获最大的几点：1、新的视角和逻辑解释历史事件；2、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3、新观点。
蒋是专门治外交史的，外交史这门学问当时只能在国外学到，而且蒋确实是在外国学到的。蒋十几岁就去美国读书，知识和头脑基本上都是西化的，虽然他也有幼时古文的基础，回国任教后也特别注意学习古典，自己有意识补上这个课。
他分析历史事件的视角和逻辑与其价值观及其西方训练出来的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视角方面的特点就是扩展到全球层面，一件中国发生的事，会告诉你其时的国际背景及其这个背景与事件的关联；逻辑方面就是引入了更加丰富的经济逻辑和社会变革的脉络。下面以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叙述和分析为例进行说明。
1.1为什么是鸦片？
之前学过的历史直接从鸦片战争说起，其中也提到过西方对中国通商的努力，但并没有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著名的马尔嘎尼见乾隆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英人领教了大清朝的傲慢但并没有明白这个王朝的文化和统治者的逻辑，当然，大清朝也没有真正明白英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想得到什么？双方的交往是不成功的，这是一次非常失败的外交。乾隆之后，双方这个结还是没有打开，互不理解。读书笔记（）但是英国人随着殖民战略的全球实施，通商已经成为定式。正常的开放口岸进行贸易做不到，又必须执行战略，所以英国人通过实践找到了一种商品打开了通路，这个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特殊来自于一种功能叫上瘾。手中握有令人上瘾的产品或商品是所有生意人的梦想，为了吸食鸦片卖妻卖子、倾家荡产的故事流传了不知多少年。一种没有道德的令人上瘾的商品成为了英国人正常渠道寻求通商失败后而寻找到的旁门左道。这条路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英国人似乎忘记这一点，不，也许是他们都信奉资本从诞生就滴着肮脏的血，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鸦片贸易进展得还算顺利，原因主要两点：一是吸食者的需求强烈而持续；二是海关及地方官员的腐败。从乾隆到道光，没有不宣令禁烟、限烟的，但法令这种东西用到贸易里就是门槛，就是寻租的依凭。所谓“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所以限制和禁止都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起始于乾隆初年的鸦片贸易历经嘉庆朝到了道光十五年进口量已达三万箱，每箱约百斤，价值1800万两。其时，英人已经将其殖民的触角深入亚洲腹地，印度为其控制，国有控股企业东印度公司设立，作为英国人在亚洲通商经营的主体。英国人在印度奖励种植鸦片，统一收购加工后销往中国。鸦片贸易的收入已经在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1.2战争
首先是战争的定性。我们一直认为鸦片战争是一场西方列强为了殖民中国而挑起的侵略战争；英国人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掠夺者，中国是受害方，被侵略、被掠夺。那么英国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呢？他们认为是通商战争，是为了争取正当通商权利而进行的反击。我觉得英国人的理由基本站不住，因为单凭他们贩卖的是鸦片这种不道德的商品，他们就没资格谈什么正义性。但我们是不是那么无辜？我觉得也未必。如果英国人以外交之礼申请与大清朝正常平等交往时皇上不是那么傲慢，整个天朝不是那么闭塞自大而不知世界潮流，何至于英国人煞费苦心选了鸦片来叩天朝的门？
其次是战争的起因。简单说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林则徐的禁烟和销烟。话说道光帝痛恨鸦片之害民害国，下决心禁烟。讨论时有两类主张：一是广东士绅认为鸦片之所以越禁越多，“利”是关键。利有外国商人贩卖之利，还有国内官员贪腐之利。绝商人之利，可依靠国货对冲进口货，鼓励国内种植，用国产鸦片的供应抵消进口鸦片的进入，逐渐销蚀外商利润，使其无利可图，达到不再贩运进口的目的。绝官员之利，不能使用严刑峻法，因为法令是官吏贪污的依凭，就是今日所讲的门槛制造寻租，权力制造贪腐。所以，看得出作为鸦片进口主要门户地的广东士绅的办法是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逐步禁烟。但这种主张只是私下得势，无人敢公开提倡。为什么？因为与道统不符。谁提谁会被清议揪住猛打。第二种路径是严惩。其中根据惩治对象又分为两派。一是惩治吸食者。理由是无人吸食就无人贩卖。黄爵滋上书给一年戒烟期，期限过后仍然不断瘾者重刑处罚。另外一派是惩治贩卖者。理由是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众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这两种惩治办法因为符合道统都有大臣公开上书。以现在的观念分析两种路径，第一类主张是用国产化逐渐替代进口，用商业的手段对付商业手段，用英人认可的规则制服他。第二类主张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法律来对付英人，所以聪明的英国商人就想办法把鸦片贸易上升为英国国家利益，挑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段叙述林则徐禁烟时再谈细节）。
百家争鸣式讨论完毕，那么道光帝什么意见呢？他的意见是两者都禁都罚。上峰意思明确后，大臣们自然都逢迎，于是举荐人把皇上的圣意贯彻下去。林则徐当时是朝廷里公认的能任事成事的干吏，且为人刚正不阿，也是儒家道统的忠实维护者。于是林被委以禁烟专任，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林雷厉风行出告示要求外国商人缴出鸦片并承诺再不贩运进口，起初外国人以为他不过虚张声势，骨子里也是一贪官，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回遇到一个杠头。因为林把他们围困到十三行的院子里，以断粮威胁令其缴出鸦片，于是上面说到的那段关于英国商人的聪明和懂政治就显现出来了，商人的头领义律（CaptainCharlesElliot）命令商人们不要直接上缴鸦片给林则徐而是统一汇缴给义律，他以大英帝国派驻广州商业监督的身份写收据给各英商，从而把英国商人的鸦片变为了大英帝国的鸦片。之后英人看到林玩真的在虎门海滩挖洞引沟用化学之法将收缴鸦片销得涓滴不剩时，义律给英国政府写信求救，英国政府派来了军队。
再次，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军队是由政府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GeorgeElliot挺逗的，两个英人的首领同姓，中国人也会巧翻译）率领来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的主张——索鸦片赔款，索军费赔款（来打你还由你来掏钱！），取消通商限制和其他一切邦交之不平等。根据这样的主张英国的军队避开广东直接往北边跑，仗着船坚炮利拿下定海，接着围住了大沽口（天津港），他们的目的是找皇上。道光帝急调内陆各省的兵到沿海，调兵就要由朝廷给各省拨饷，于是厌恶花钱的皇上急了，骂林则徐惹事，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人交涉。琦善一直被我学过的历史描述为软骨头的投降派，专门跟洋人妥协，出卖我国的权益和领土。其实，有脑筋的人想一想，历朝历代，即使是昏庸的帝王在位，哪个能做到封疆大吏的主是完全的酒囊饭袋？看蒋氏的本书及蒋的另一篇专门的论文《琦善与鸦片战争》才对这位人物有了另一番的认识（此处不展开）。琦善接受任务后，先派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回来琦善这样描述英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说英人的炮“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而山海关的炮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且“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对比完毕，琦善大人又拿出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的外交书信，发现前半段在控诉林则徐，后半段在提要求，琦善就觉得这是一张状纸，递给皇上让他主持公道给英人伸冤（天朝人真是自信又心大）。经过综合判断，琦善决定抚夷，就是安抚英国人。结果英国人还真让他给哄回广州等信儿去了。于是道光发现活泛的琦善比孟浪的林则徐事办得好，还省钱，下令撤了兵回内陆防卫，还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去接了任。呜呼，遇上这样的皇上，说他什么好？！话说那英国人哪儿是那么好糊弄的，看不到实质进展，人家在广州就进攻上了，大角沙角失守后，琦善擅自做主与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割香港，给英国平等待遇（其实大清朝可以以委托人超越代理权限而不认这个条约的，搞不清楚是琦善偷偷盖了大清的印还是怎么着，这个条约就生效了，香港一走就是一百年）。道光得报后大骂琦善卖国，革职抄家，调兵摆开阵势准备再大干。没想到英国人也不满意，继续增兵。从道光十九年正月打到二十二年夏天，一仗一仗，清军节节败退，英军快要攻下南京，道光帝终于答应了所有要求，签订了《南京条约》。
1.3战争的反思及林则徐
蒋氏对于鸦片战争的反思并无特别之处，跟多数史家认为的原因一样——落伍和不觉悟（即顽固）。但蒋氏分析当中的一个点颇为有新意，这就是关于林则徐。
提起林则徐，形象是民族英雄、干吏、正直的政治家；事迹是虎门销烟、前后出任多地封疆大吏、流放新疆、病亡。同样的史实在蒋氏的分析下又有另外一种形象。首先，讨论禁烟路径时林力挺激进的黄爵滋，并比之还严厉，主张吸食者与贩卖者均严加禁止和惩罚，最终皇上接受了林的方法并派其去广东钦办。蒋认为林在提出上述主张时并不是完全根据实际情况，有唱高调的嫌疑（我倒认为林并未有唱高调之意，毕竟派去任禁烟之事的就是他本人，他若是讨论时唱高调，大可推掉这份差事）；其次，蒋认为林在经办禁烟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全面落伍，其中包括文化的落伍，林不只是购置洋枪洋船，还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书籍，魏源的很多资料是林给他的，但林只是默默办事，并不像他每次打仗之后那样，每每写了充满自信的奏折递上去。蒋认为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害怕清议的指摘，是过于爱惜名声，是缺乏独立精神和真正的大无畏精神的反映。蒋这样评论：“他（林）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历史上林则徐是否始终如蒋氏所述默而不言，留待史家去研究，我想说的是，如果林果真如此，蒋的批评倒是一针见血地戳到中国士大夫或者更广一些叫知识分子的痛楚。环顾左右，当今社会像林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他们有见识但缺胆识，他们洞察世事，比大多数人看得清、看得远，但他们只是在私人朋友内发发议论，他们会顾忌自己*党的身份，他们会顾忌在各自机构的安稳职业生涯，他们会顾忌这个还有那个，总之，他们连林则徐都不如，林只是看重自己的读书人的清誉，他们看重的东西更物质。他们当中也包括我。
以上是鸦片战争的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件，比如对英国人戈登的分析。我们上学时学习历史，对于戈登这个人的介绍是帝国主义侵略先锋，英军的头领，除了恶还是恶。来看看蒋如何评价这个人，首先说“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这个评价来自于戈登回复李鸿章关于与俄国人战与和的意见时。其时光绪初年中俄伊犁冲突，李鸿章看到朝里又有一帮士大夫在唱高调，准备使用所谓的古法战争手段去与俄国人对抗送士兵之命、送国家之命，李请来戈登作军事顾问，为什么请他做顾问？“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戈登）曾带所谓的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从以上这些话中可以对戈登这个人得出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名称职的职业军人，这名军人在履职过程中在雇佣方树立了威望，赢得了信任。那么他值不值得这番信任呢？他回复李的意见也体现了一个专业军人的眼光，李听从了他的意见决意劝皇上讲和。这个意见后来证明是明智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懂也不接受外国职业从业者的概念，包括军人、官员（比如给清朝管海关48年的英国人赫德）等，总是要主观地先把他们归成类，贴上政治的标签，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难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歪曲历史。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作怪，还有就是长期对西方契约精神的缺乏理解，不懂得契约在西方人观念中的重要性。
关于循环套理论
蒋在《洪秀全与曾国藩》一章提出了他对中国旧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认识——“循环套理论”。即每朝一般开国后一段时期内政昌明、吏治澄清，而后天下太平，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同时统治阶级欲望提高，贪腐抬头，百姓所受压榨加重，如此一朝一朝逐渐发展到低点，而后内政不稳，各类反叛力量揭竿而起，改朝换代。这个循环套理论认为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在于内政，而内政的关键是吏治。关于吏治的重要，他进而指出了旧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官的阶层对社会资源的通吃。因为旧社会政界是才子的唯一出路，不像近现代工农商学兵行行可以名利两全，所以官这个阶层对社会各类活动都具有关键的影响力，并且直接、间接地掌控了各类资源。蒋有句评论“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旧社会的官吏知识结构是有很大缺陷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它的公平合理性，但只考四书五经类的文科理论，不了解科技知识，不懂得外部世界和外交，使得官吏的视野及识见都受到局限，思想封闭的同时还盲目自大，这个缺陷到了近代遭遇西方一套完整而全新的体系冲击时就成倍被放大，导致一系列应对之策的错误或滞后，一步一步使中国落后挨打。不过，清朝晚期吏治虽然有大问题，但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还是涌现了一批能够提前觉醒的官员，比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蒋对曾国藩的评价是“革新守旧同时举行，是他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蒋认为旧文化中的固有美德约束着官员的腐化行为，也为兴办新兴的产业、事业提供了支持，但旧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湘军充满了宗族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这种精神以后传给淮军，再传给北洋军，造成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国是祸害。
关于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在我的理解是近代化的产物，因对其他国家、种族的掠夺和侵略而产生，是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我的这种理解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即帝国主义对外国外族的控制和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资源的掠夺。但是蒋在谈及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时把中国也包含进去。他所认为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从版图的角度，因为“我们的版图除本部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因此把中国也列为帝国主义。但是中国对附属国非常宽松，基本不主动干涉其内政，对于经济方面更无主张。至于中国祖先为什么费力维系这些属地，蒋分析是希望它们代守门户，成为国防的前线。这样的解释颇为新颖，也言之有理。蒋结合近代化的背景进而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西方侵略模式（直接进攻本土）说明，这些附属国已经很难起到国防前线的作用（其实现在的朝鲜我们是当国防前线来看待的，否则怎么会那么容忍金家的倒行逆施），应当支持它们取得独立，不做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傀儡，他还举了列宁放弃帝俄的例子。对于蒋的这番见地我以为在他写作当时的大背景下是一种有远见和实用的考虑，但把中国归为帝国主义我还是认为有所牵强，中国既没有军事侵略也没有经济掠夺，文化殖民也没有发生（文化影响倒是有的），跟近代西方那些典型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于保路运动
中学时学历史讲到“保路运动”，定性是人民反抗清廷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剥削，这场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蒋的论述说明导火索这点没有争议，但保路运动没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相反它是一场闹剧兼悲剧。此事大的背景是清廷准备修建粤汉、川汉铁路，但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本，初始组织了民营铁路公司，四川、湖北、湖南人民均有参与入股，如此资金仍然不够，且民营公司的经营者也有劫公济私的行为。于是盛宣怀奏请清廷借外债修路，两条铁路也收归国有。听说出主意且主办的人是盛宣怀，股民们认为一定会让他们吃亏，加之革命党的煽风点火，本来清廷的一项良策最后成了埋葬自己的第一锹土！我认为蒋的分析给后人的教训有：1、触及大众经济利益之事，应方案周全、分步实施，各方利益均沾；2、好方案需有德信威望的好人来做，光有能力没有德也不行；3、名声、信誉很重要，失了信什么也做不成，说的好话也成了坏话。
近代史的研究在大陆近年颇为活跃。从出版物的角度主要分三类：官方、民间和海外。官方出版物的阅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其他官方机构；民间和海外出版物则是市场的主力，而且越是禁书越热。蒋氏出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并未形成大的影响，到台湾后五十年代初期的再版受人关注，国内此书得以出版又过了半个世纪，就是这样一本年代久远的小册子依然让今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大受启发，其魅力的成因我认为是研究者的功力、视野和价值观。蒋是少年时代即领受西方的系统教育，他的分析体系是西方价值观及其视角，在他所处的年代其视野是独特和开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视角在今天仍然引人注目，所以说，尽管中国经济的发展在30年间日新月异，但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敏感的近现代史研究依然处于低水平，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中国美学史》读书笔记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这种看法，我以为太狭窄了。
这涉及对美学对象的看法。美学不限于研究美。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美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现代美学的体系，不仅包括哲学美学（基础科学），而且包括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发生学、审美文艺学以及审美应用科学。美学的这些分支学科，有的在古代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有的在古代仅仅有某种萌芽。我们研究美学史，应该站在现代的高度，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些。
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它也包含有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艺学、审美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以审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内容占的比重最大。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因此，中国美学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那些美学理论著作，而且要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等等）。
后记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对本书的体例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中国美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一本书的篇幅终究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美学思想家（或每一本有关美学的著作），不分大小主次地排列起来，一一加以简略的介绍。这种方法容易把历史变成流水账。我觉得不很可取。另一种方法是突出重点，。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尽量把它们讲充分一点。对于那些次要的、二三流的思想家，或者略去，或者附在重点人物的前后作简略的介绍，或者作为背景材料来处理。这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的略小而存大，举重以明轻的方法。我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比那种不分轻重主次，把大大小小的人物、著作并列起来介绍的方法，更能显示中国美学遗产的精华和价值，也更便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如本书《绪论》所说的，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潮，总是集中地反映在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的著作当中。
当然，采用这种方法，要注意处理好点和面、点和线的关系。所谓点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著作）和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潮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一章：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一章讲述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外患。全章围绕剿夷与抚夷展开，其间不乏作者个人独特的观点和思考。
提起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腐朽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船坚利炮之间严重力量对比自不必说，但从学习历史以来，教材多是强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义与霸道，此书却更加重视描述英国发动战争的无奈，这场战争已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其中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正如作者在本章中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各国皆为夷。这种意识是自古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现实所造成的，也不能全怪中国人夜郎自大。但中国的大国意识充满着矛盾，既希望万邦来朝，天下共主，又有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清朝政府不允许外人买中文书籍，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认为这种矛盾来源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帝国。
满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与泱泱大明相比自然弱小很多，虽然备受压迫，但当他们推翻了多面的压迫者的时候，自己却并没有给他们自认为弱小的夷好脸色看，反而更加的自大与狂妄，这与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不无关系。汉族的先进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能将所有外来的文化染成自己的颜色，清朝的统治者无疑也秉持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不只停留在本国的礼仪制度，甚至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的中国用自己的这套的等级制度拿来面对世界，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无可避免的被扩大抬高了。即使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世界的意识，但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中国确实是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大概他们认为中国的优秀文化只能自己的民族传承下去，外夷既不配也不能弄懂中国的文化。
同时，清朝的统治者归根结底是一个少数民族，害怕汉人勾结外夷推翻自己统治的狭隘民族心理又无可避免的贯穿于清朝历代的统治政策中，从大兴文字狱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造反的恐惧心理是多么的严重。就是这样两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中国成为了一个落后的国度，即使现在仍然在追赶中
回顾那段屈辱的历史，最让人心痛的并不是战争、割地、赔款、开口岸。战争输了，还有赢得机会;香港割了，还有回来的时候;银子没了，还有再赚回来的日子;口岸开了，还有再关上的可能(以当时来看，清朝上下确实是对开口岸耿耿于怀，即使这一条款又利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都没关系，最让人心痛的是战争后中国的不思进取，整整二十年光阴任其白白流走，一个国家怎可愚昧到如此地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进取精神，一个民族一定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定在历史的舞台上黯淡了曾有的全部的光彩。
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一个人只有一次少年时，一个民族又会有多少少年时?对于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握时机，锐意进取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章：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
第一章作者讨论了外患，这一章作者笔锋转向了内乱。
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可谓此起彼伏，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太平天国，它不仅改变了大清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清末的农民起义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也离不开中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的核心即是人口和土地，简单概括起来，不过是人少地多则是黄金时代，人多地少则是大乱之年。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外加西洋势力侵略，洪秀全式的人物的出现其实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洪秀全，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来担当他的历史使命，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洪秀全实不为过，当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洪秀全的对头曾国藩。
洪秀全虽是个读书人，但是他的小农本性是无法改变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的弱点注定他即使成功也不会建设新社会，只是建设一个新朝代而已，一个新的封建朝代的建立对当时中国影响无法细究，但我想纵使有改观也不会很大，因为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国便是无希望的，这已被之后的历史所论证，所以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大可不必惋惜，历史的潮流从来都是披沙拣金的。
再来看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是清朝官僚，替清朝剿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让清朝继续他的腐朽统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曾国藩不能算是个正面人物;然而他为人正派，创建了盛极一时的湘军，倡导了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样看来也算是中国的改革之士。
我对曾国藩是欣赏的。之后的洋务运动姑且不说，从这章来看，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维持大清似乎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仔细想来，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像作者所总结：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不能不忠君，同治年间清朝的中兴气象也让他人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觉悟，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曾国藩恐清亡而国亡，无疑，曾国藩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已做到了最好。
在这一章论述曾国藩的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曾国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对于曾国藩的这一点，作者无疑是肯定的。这让我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两个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实质上却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到曾国藩，他就是一个问题与主义同步进行且处理得当的极好的例子。重视主义而又不忽略做事，这才是中国的头等领袖，至于几个文人的争论是在可笑，本是相得益彰的两种品质，何必一定区分孰轻孰重?
总之，从这一章看来，正因为清朝既无救世之心更无救世之力，所以历史上有了洪秀全，有了曾国藩，更有了在那段混沌历史中闪光的两点。
第三章：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这一章作者讲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自强事业，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分歧与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缺陷的自强事业在朝廷顽固派及未开化的民众阻碍之下，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建筑类读书笔记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笔记可以弥补脑力的不足，是记忆的贮存器。那么，建筑类读书笔记怎么写呢？
当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开始追求精神品质，建筑也是如此，因此在中国建筑大量性建造之后，我们越来越注重建筑的文化精神品质，而对于建筑中赋予文化特色的方法在此总结为两种：一种就是在对建筑做理性思维之后的文化性表达，这种往往过于形式化，属于技术流;还有一种就是首先考虑建筑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并尽力从中产生灵感，提取信息，然后做理性的分析表达，这是思想流，更加具有哲学思辨的建筑空间，这是我们追求但却难以达到的。《建筑类型学》这本书为作者汪丽君的博士论文，文中所讲主要讲的就是一种提取历史本体进行创作的建筑设计方法。
文中首先提出建筑的最根本问题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功能与形式的辩证关系问题，而新一代的建筑师们也很快就意识到空间与场所才是建筑命题的主旨。其中建筑类型学的主要代表罗西就说到：“实际上建筑是由它的整个历史伴随形成的;建筑产生于它的自身合理性，只有通过这种生存过程，建筑才能与它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是从建筑的大环境来表达建筑与其所处场所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类型学为核心的新理性主义美学明确指出，设计来源于原型，但必须超出原型，只有这样，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才可以通过设计的过程实现完美结合，而著名建筑师西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建筑的一切美感都来自于历史，这更加肯定了建筑在历史环境中的重要性，甚至表达了一种建筑永远无法超越历史，而只是借用和发扬历史的涵义，
而对于历史文化内涵在建筑上的继承的断代使得人们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的认同感逐渐消退，城市空间的人情味尽失，这迫切的需要我们冲破传统建筑的表层，用现代的语言去表达传统建筑中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勇气。
本书中奖类型学分为三种：原型类型学、范型类型学、第三种类型学。原型类型学是将任何建筑的发展都归结于建筑的原始类型上;范型类型学它是将手段——结果、原因——结果的辩证方法同经济准则结合以替代古代的适用、坚固、美观的三位一体说;第三种类型学以新理性主义为代表，标志着当代建筑类型学的形成。新理性主义是运用古典原型的现代主义，从本质上讲仍是古典性主义。它不是通过运用现代材料和结构等技术，而是运用接近自然的、传统的或有传统和自然感的材料，结合新结构和构造技术来追求现代的“古典美”。新理性主义认为建筑师的任务就是寻找活在人们集体记忆中的“原型”形式，并在这种原型中挖掘永恒的价值，从而生成富有历史感的新意。
而类型学的设计方法就是首先构造出一套“元语言”，即对构成建筑几何要素词汇和基本句法进行构造，当对这套“元语言”构造完毕之后，再去考虑如何用这套“元语言”去构造具体的建筑作品，即“对象语言”。类型学的创作过程是理性与知觉的统一，这种类型学的应用分为两步：首先是对象分析，从对历史和地域模型形式的抽象中获取类型;其次是建构赋形，将类型结合具体场景还原到形式。
维德勒认为，建筑类型学包括三个方面：
1、类型学继承了历史上的建筑形式;
2、类型学继承了特殊的建筑片段和轮廓;
3、类型学是在新的文脉中将这些片段重组的尝试。它通过探寻城市空间类型的选择和转换来取得城市形态的连续性、和—谐，因此而维持城市的空间秩序。类型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以类型的处理取得城市形态的连续，类型的思想将城市形体环境的秩序结构作为具有意义的实体 来感知，它是城市形体环境组织的恒定法则。
功能主义将类型简化成只是布局上的图案、交通路线的网格，完全否定了建筑的自律性价值;并且认为在城市的分类上，功能因素远超过都市景观或造型因素。类型学的形式不是光秃秃的形式，而是同原型相关的具有深刻内涵的形式，它强调类型选择来自于传统，但忽略建筑风格上的连续性，它所要创造和重构的“共同的现实”，必须是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时空中呈现出来的，既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价值，同时也有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价值，既具有现实可能性，又具有某种超越性。
最后，笔者认为类型学强调“建筑的本份”——即对建筑本源的回归;现代建筑类型学理论事实上是在寻求建筑的一种解脱，寻找形式自身的价值。并提出每个时代都需要解释，需要重新解释，需要了解过去;保护过去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便是提供新的解释。这种说法很独到的讲出了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就是利用一种新的建筑思潮来应对这个现代不断发展的城市，我们如何既体现出城市与建筑的当代性又表现出建筑的历史延续性，这都是我们当下值得研究和付出的，以此来寻找我们失忆已久的城市与建筑，并不是那种形式上的简单提取，而是一种空间，一种思想，更或是对我们一种生活习惯的理解。
[建筑类读书笔记]
中国教育史主要内容
《中国教育史》编者孙培青、杜成宪。作为一本教育史入门书，本书编排规范，时间线索清晰。从原始社会学校萌芽说起，到夏商西周，西周的“学在官府”和六艺教育，春秋时期私学的兴起，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秦朝君主专制与汉初“无为”到“有为”政治制度下的教育状况，魏晋玄学教育思潮和南北朝时期官学的发展，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演变，宋辽金元时期书院的兴起和蒙学教育的发展，明朝的中央官学和文化专制，清朝科举制度的衰落和早期启蒙教育思想的萌芽，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兴办和西方教育观念的引入，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的演变，维新时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留学教育的勃兴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民国初民主科学思想影响下的教育以及封建教育的回潮，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教育思潮和运动的出现——平民教育、工读主义、职业教育、科学教育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潮，20世纪20年代引进的西方各种教学方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直到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不同，教育思想也不同。本书涵盖了各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流派的主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孔丘的儒学思想；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思想；秦汉时期董仲舒和王充的人性和教育作用思想；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士大夫教育及其《颜氏家训》；隋唐时期韩愈的“性三品说”及其《师说》里的师道观；宋元时期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和“朱子读书法”；明代王守仁的“致良知”与儿童教育论；早期启蒙教育思想家（清初至鸦片战争前）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即提倡学生在学校议论国政），以及同时期颜元“实德实才”的教育目标；近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及其教育理想；梁启超的“开民智”、“伸民权”的教育作用及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民国初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独立思想及其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现代教育家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全人生指导”的青年教育思想；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试验——“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化农民”与“农民化”；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体系；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体系。内容详尽，史料充分。
阅读此书时深陷其中，然一遍而过，终因未深究其内容，待掩卷而思时，很多细节已然忘记，而有些内容却久久盘旋于脑海，挥之不去。
中国教育史读书笔记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学问》中提到：“读史使人明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了解国内外教育史、古今中外各种教育流派，尤其那些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及其思想何其重要！当然，仅粗略读过《中国教育史》的我远未达到“明智”的境界，但知识具有力量，历史的确让人深受启发，我深刻认识到两点：
首先，教师应具备批判性思维。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清末新政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盘否定孔教直至后来的全面推崇“西学”都是走极端的体现，倡导者虽出于改良社会现状目的，然而也不能不说矫枉过正了。或许如陶行知先生那样，一方面接受西方“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又结合我国当时社会现状，在理清“教育”与“生活”关系之后，提出“生活即教育”的符合我国实情的教育实践理论才是可取的。生活在被各种信息包围的时代，批判地看问题，批判地接受信息，批判地采纳各种教育教学理论，不盲从，不生搬硬套，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有选择、有效地实践，这是多么重要。
其次，教师应有开阔的视野。近现代在教育上有所建树的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梁漱溟、陈鹤琴、陶行知等无不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既有先进教育思想又关注国内社会现状、善学善思的才学满腹之人。身为教师，我们当向前辈学习，敞开心胸，不仅关注教育领域，更要了解人文社科各个方面；放眼古今中外，学习范围不局限于当前的方寸之地，开阔眼界，吸收并蓄。这不仅为提升个人素养，更为我们的教学增添一丝精彩！
上世纪60年代，法国教育人士保罗·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思想，他认为接受教育并不只局限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教育应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这一思想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我想教师基本是我一生的职业了，我这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把“书”教好，可是，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深厚的积累作基础，教好书谈何容易！学无止境，“路漫漫其修远兮”，然而“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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