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读读好的作品，追求的是一种气质、亦是一种涵养。我们都知道读一本好书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在书中获得知识读经典书籍作品就很有必要。当一个人观看了一本书籍之后都会有所感悟，其实最好的阅读收获，是将心得写成读后感分享给周边的人，如何写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读后感呢？经过搜索和整理，小编为大家呈上《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希望你更多关注本网站更新。
篇一：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中国农民调查》是陈桂棣，春桃夫妇历时三载，呕心沥血而成的一部透视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反思警示之作。读罢《中国农民调查》，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记忆之中的农村家庭生产更多的是靠体力而非现代工具，每逢春种秋割，一般都是家家户户全家出动，其生产效率非常低下，特别是夏天时，炎炎烈日之下，农民们脱光衣服在烈日下劳作并不少见。尽管如此，农民还是过的很艰辛很困难，经常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是这样就完了吗，不。朴实的农民们经常被迫交上树立繁多的各种税，受到村镇等一些恶霸地头蛇的压迫，更有甚者光天化日之下敢行凶杀人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痛心。这些是整个最最勤劳的中国农民的常态。书中所描述的安徽的农村面貌，在全过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安徽农民生活的艰辛就是很多其他地方农民生活的反映。这就说明，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今天的中国还并非到处是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群众。那些处在挣扎线上的人们更能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是需要我们的关注。
另外，《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版，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夫妇的坚持和对社会的责任。作者历时三年，跑遍安徽农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等而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反映了农业税未取消之前农民的生活状态，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这中间的曲折我不得而知，可是可以想象到中间的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迫害，其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更是难以理清，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成书，是他们一点一滴的血汗堆积而成的！面对如此敏感的社会话题，他们夫妇的能力和勇气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怀着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坚持了下来，拿出了如今中国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来走进中国农民，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心酸故事…….
中国的三农问题急需社会的深切关注，它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切实实的落实好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好政策，只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真正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民谋利而不是与民争利，那我想农民真正的好日子也就在前头了。
篇二：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读后感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直队伍。
——摘自《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是批露中国农村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农民沉重的负担的纪实文学。作者亲身深入安徽农村调查，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揭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费税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是一部透视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反思警世之作。听作者锥心泣血哭述农民的命运，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眼泪。
通观全书，该书第一到第四章，以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中心，具体展开农民在税费重负的压制下生存的窘迫，命运的多舛。作者揭露了那些已经蜕变成黑恶势力的村官乡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暴行，也写了农民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的上访与抗争。第五章到第八章就农民负担过重，中央三令五申的减负政策和措施为什么就是贯彻不了的问题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调查、探寻与分析。第九章到第十二章，通过对农业问题专家的税费改革主张的叙述，以及他们关于农业体制综合改革思路的评价等，表现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济世之心。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或者是我们自以为了解。认为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责任制，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而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走向了城市，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实生活的农村，又是怎样一副光景？农民们眼中的农村又是如何的呢？我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然而绝大多数当代社会下的农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世外桃源”。我的父母都来自四川农村，还记得小时候过节回外婆家的情形，春节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年轻的一辈都纷纷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在他们眼中，就算在城里打一份收入极低的工都比一辈子守着土地过好。现在每年春节回去，只能看见一副凋零的景象。农民们到底面临着什么困境呢？
在众人的印象中，“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大包干”的经典分配原则，可谓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然而在书中，农民要上缴的各种费用却成了他们的最大负担，究竟什么是“交够”，什么是“留足”，这是所有农民都想弄明白的事情。这些界定不清楚的费用就成了乡镇干部贪污得利的漏
洞，出现了干部向农民伸手要钱的恶劣现象，极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的执法机关也变成了乡镇领导的“欺压工具”。农民们得不到应该受到的法律保护，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因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在书中，为了查清村中的“提留账”丁作明被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人员拘留逼问，最终被残暴的执法人员殴打致死；在小张庄“村主任张桂全杀害四名查账代表和村民”一案中，蚌埠市检察院随意更改了张桂全父子的罪名；王营村为改变非法征收的农民负担，前后共爆发了五次上访的高潮，最后一次近一百位村民来到天安门广场国旗周围，集体下跪，以雪民冤，以昭国法。这一件件令人沉痛的案件都在告诉我们农民负担是多么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又是何其多！农民们想把这些说出来，可哪里又有可以说话的渠道呢？这渠道又需要用什么惨重的代价去换取呢？有这么多农民兄弟为了争取“减负”失去了生命，然而农民负担问题在各地依旧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这些又是为什么呢？
显然，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走进了一个怪圈。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和人民政府一直在不断做出相关的措施，下达的命令，批发的文件也越来越多，并且措辞也越来越严厉，然而于广大农民而言，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获利。原因在于这些法律条例会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一些部门官员的利益，然后这些部门就会创造出一些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这些法律条文可能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书中，农民们经常哀叹乡镇干部的不作为，都说是“山高皇帝远”，我想的确是山高皇帝远，法律的执行度根本不能达到偏远的农村来，这句话隔开的不仅是农民与政府的距离，更是农民与法制的距离。“三农”政策的确让很多农民生活好了起来，但将这与千百年来农民为我们做出的贡献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像丁作明，张桂玉，王俊彬这样有一定法律意识的农民越来越多，敢于站出来为自己受到的过重负担说话的农民也越来越多，慢慢学会了用法律武器对抗不公平待遇，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当然，只有农民的改变是不够的，还需要领导阶层都能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能为了一己之利而不顾贫苦农民的生活，好好履行职责，将法律法规落实到实处，那么我相信，像书中那样悲痛的案列就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消失。我相信，并不是只有安徽的农村才是这样的情形，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是最真实的农村现状。希望更多的媒体记者能够关注到中国农民的现状，将那些正因过重负担饱受生活压迫的农民现状带进社会大众的视野，让我们能真真正正的关注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正如文中所说，这一切并非尾声，大幕正在拉开。
篇三：中国农民调查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法庭最后陈词
作者：首都图书网 转载自：首都图书网 发布日期：2006-11-26
首都图书
我们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发表之后，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首先刊用这部作品的《当代》杂志，一周内脱销。当全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个月内售出十万册，这些都是过去很少见的。
截至目前为止，这部作品各种各样的盗版书，已多达八百多万册！如果这部作品像张西德所说，只是一部「按照自己惯用的思路，瞎编胡造」之作，会有那么多的读者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吗？
***文艺局陆侃同志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说：《中国农民调查》是近年来少见的真正关注农民疾苦、密切联系实际，而且是与党的工作大局有著一种呼应的，能够深入思考，富于感染力的报告文学作品。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说：现在很少能够仔细地、系统地、非常沉静地读几本书，但是拿到了《中国农民调查》，我没有放下来，真的，这本书我没有简单地翻一下，而是非常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包明德表示：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这是一部跟进时代的作品，这是一部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探询―三农‖问题的作品，这部作品读后会使人震撼，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冷静的思索和联想。他甚至激情洋溢地把《中国农民调查》称作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黄皮书‖。
如果不带偏见，一部作品，引起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读者的关注，并好评如潮，这显然不可能靠―以丑化、侮辱、诽谤‖个别人为目的就可以实现的。否则，这岂不是对数以百万读者鉴赏能力与社会认知的莫大的诋毁与嘲弄？
我们耗时三年心血，完成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记录下的，其实是我们今天农业面临的困境，农民遭遇到的无奈，以及农村基层政权职能的异化，记录下的是正在进行之中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艰难而曲折的推行过程。
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能够看得出，我们是写给中国城市人看的，是希望城里人能够善待我们的农民弟兄。他们已经为我们今天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而目前他们却仍然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去为他们做点什么。当然，我们也是写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者看的。我们同样希望他们在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将我们调查来的这些东西作参考。因为中国的―三农‖问题确实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是作家，写的是文学。报告文学作家从事的，不完全是记者的工作，文学更不能等同于新闻报导。报告文学是纪实性的艺术门类，在基本事实符合的情况下，是允许作必要的艺术描写的。如果不给报告文学一点艺术创作上的空间，这种文学作品还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吗？
其实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在此，原告和法官，都没有权力漠视报告文学自身的艺术原则和其规律。我们想到过，这个作品会使有些人不高兴，但绝没有想到站出来叫板的，会是原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
可以说，在整个作品中，我们写到的这一章恰恰是花费力气最多、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最过硬，因此也是我们最自信的章节之一。再说，我们并没有写他的隐私，写的也仅仅是他在担任县委书记那段时间工作中的是非，还考虑到目前官场上的复杂性，落笔时还是手下留了情的。想不到我们这样宽容的处理他都不能接受，竟把我们告上了法庭。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被我们的党和政府惯坏了！
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张西德在担任临泉县委书记期间，因为他的胡作非为，就曾经被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通报全省，还加了专评，措词严厉地指出：―张西德同志在中央和省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问题作出明文规定之后，仍无视纪律，明知
故犯，顶风违纪，这种行为是决不能允许的。临泉县是我省一个贫困大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理应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但他们却无视县情，不顾党的纪律，购买高档豪华小轿车（须要指出的是：购买的竟是宾士500；即便就是沿海地区富裕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敢坐这样的车！）还违反规定使用公安机关专用车号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这里，我们倒想问问张西德：你不觉得向两位作家要―名誉权‖是件可笑的事情吗？你的―名誉‖如何，最有发言权的，只能是临泉县一百七十万人民。一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的人，有资格奢谈―人格‖和―名誉权‖吗？
况且，在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同时，省委机关报的专评中还曾严肃地指出：―对此事的处理还告诉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将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不能讳疾忌医，更不能妄自尊大，滥用权力，否则必将受到纪律制裁。‖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张西德制造血腥的白庙事件的前后。在这里，我们想借用阜阳市的人民法庭质问一声：有如此―妄自尊大、滥用权力‖而又不能―自觉将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的县委书记，作家有没有为人民代言的舆论监督权？无权无势的农民弟兄，究竟有没有对―讳疾忌医‖的―父母官‖批评与揭露的权力？
众所周知，我们今天各级党政官员拥有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应有的限制与有效的监督，他们同普通老百姓占有的公共资源，是不对等的；而他们使用权力的过程又通常是不透明的。正因为这种来自资讯上的不对称，以及民众认识上的差异性，人民对公共官员的揭露和批评，可能会出现不客观、不准确、不公正的情形，或许会使官员受到―误伤‖，但是作为公共官员，对这种―误伤‖必须有相应的承受能力。
这是因为由人民纳税供养并享有特定的公共权力的公共官员，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应有之义。只有公民对当权者进行必要的监督、指责和批评，才可能避免权力的滥用、误用以及权力的自我扩张并发生侵害公民权力的事情。
事实是，在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且确信所写到的完全属实的情况下，而且又不是针对个人隐私的批评，如果连这一点也不允许，动辄问罪，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乃至我们这个党，还会有希望吗？
我们写这一章报告文学的依据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我们不仅拥有大量的调查采访来的第一手资料，还有著当时的安徽省委省政府、阜阳地委行署11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一目了然：
——农民负担总数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5%标准‖， ―增项加码和搭车加码的现象普遍‖，而且―退款不到位，影响很坏‖；
──―田桥乡村民和白庙镇王营村上访反映计划生育工作乱征乱罚和违纪乱纪等问题，经查：基本属实。‖―县、乡两级出台了一些偏激的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县里派出工作队进村计生突击活动中，行为恶劣，侵权现象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四二事件‖的发生，我们认为，王营村的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处理不及时，激化了矛盾，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化‖；
──直到1995年12月2日，省地联合调查组已经形成了调查报告，报告中依然严肃指出：―田桥乡和白庙镇1995年增项加码的提留款，要尽快退还给群众‖； ―田桥乡、白庙镇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部分地方存在的超标准收费和乱罚款问题，要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认真予以纠正，该退的坚决退还群众‖，但是，直到张西德调离临泉，那些增项加码的提留款和计生工作中超标准收费和乱罚款的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
这不叫―阳奉阴违‖，什么叫―阳奉阴违‖？
在他调离临泉时，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居然受到三千农民愤怒的围攻，这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不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什么才叫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自古道，官逼民反，但是走投无路的临泉县白庙镇和田桥乡的农民没有反，他们找的还是上级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即便冒死进京，也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洗雪。可是他们遭遇到的，却是张西德坐阵指挥的血腥镇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场面：1994年4月3日上午10时，当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8
辆汽车，架著机枪，拿著盾牌和警棍，出现在王营村村民们的面前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场面──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使得一个神志正常老实敦厚的村民，活活被吓死！
有张西德这些严重败坏党和人民血肉关系的县委书记的存在，我们的人民还会对我们的执政党心存信赖，寄以希望吗？
我们认为这场官司的实质，是张西德在滥用诉权，有意混淆公共官员在实际生活中所有的强势地位和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重要性，用所谓的维护官员的名誉权来剥夺民众的舆论监督权。 因为，国家机关没有名誉权，民法上的名誉权是保护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民事权益，而县委、县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不是民事活动，是党务和政务活动，因此，不受民法上的名誉权保护。其背后的道理在于，在法制社会里，批评政府是人民的基本权力和神圣义务，只有让人民毫无顾忌地批评政府，才可能将政府牢牢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人民的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的政府。如果只保护―官誉‖权，不支援人民批评、监督的正当行为，往后还有谁敢公开披露和批评我们社会生活中消极腐败的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起所谓的名誉侵权一案中，我们认为张西德不仅滥用诉权，还在成讼后的一系列的言行中十分恶劣地侵害了我们正当的名誉和人格，特别是，他居然视阜阳为自己的天下，有恃无恐，在法庭上公开散发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革‖式的传单，合议庭同样应该视为侵权行为。为此，我们将保留随时对其反诉的权力。
审判长，审判员：经过四天时间的法庭调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张西德组织的这些所谓的证人证言，并没有证明他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作为原告的张西德成了真正的被告；四天的庭审，成了对他欺压迫害农民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大量的证据无不证实，在张西德治下的临泉县，无论是农民负担、计生工作、干部的工作作风，其中存在的问题，远比我们书中所描述的更加糟糕，更加可悲；而我方的证据和证人，用血和泪雄辩地证明了：对方的起诉非但毫无根据，更是对中国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对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的一种破坏。 因此，我们郑重要求：合议庭应依法驳回张西德的起诉，同时依法保护二位作者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和批评建议的权力。
我们希望，因为出了王怀忠、肖作新一批大贪官，出了―奶粉事件‖以及假立案假撒职丑闻，已经被败坏了名声的阜阳市，会因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严格执法而给阜阳一个亮色，给社会一个良知，给人民一个公道！ （仙桃投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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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读后感1000字
中国的牛
——读《中国农民》有感
在乡下，我们是否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一头牛在耕地，它的两条前腿一软，跪下去了，随后，整个身躯全部坍塌在了水田里。一两个小时之后，它自己会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只能继续往前走。牛是没有终点的，它的身后也依然是前方。”
或许有人会斥责中国农民过于残忍，竟如此虐待牲畜。但人们是否想过，中国农民对自己会比对牛温和吗？
不，不会！因为实际上中国农民就是牛。
他们勤劳能干。每天晨兴耕种，带月归来，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播种阴凉，在滂沱的大雨中守候一份晴朗，在严寒的冬风里盼望下一个春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他们忠厚无私。在小小的山坳里，他们的粮不多，钱不多，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换得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但他们笑得真诚，以心待人，甚至在饥荒年代，上交了自己仅剩的粮食，只为了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
他们执著坚韧。“牛脾气”是他们不被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认准的方向的最好证明。
就像牛始终认准红色的斗篷，坚持不懈的追寻、奔跑着，在受伤之后依旧往前冲，直至生命的尽头。这是中国农民的力量，正如战争年代，无数农民革命军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冲开了新中国解放的大门。
鲁迅曾这样称赞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中国农民就是牛，他们善良、无私，却从不会对自己温和。
解放以前，饱受屈辱的中国农民不畏牺牲地在战场烽火中抛头颅洒热血只为了新中国的早日建立。
建国初期，一无所有的中国农民不畏世界性的巨大差距，坚信着党的领导，无偿劳动，积极参与，只为了新中国的建设。
改革初期，收入微薄的中国农民不畏生活的贫困，支付着难以承受的上交款，只为了新中国的特区建设添砖加瓦。
发展时期，抛家离乡的中国农民不辞辛劳，仅凭借着廉价的最低工资，持续着最低的生活标准，只为了新中国工厂的不断运转。
中国的农民是一步一步地从悲惨屈辱的深渊里爬上来的，一路上的辛酸血泪，更让他们时刻清醒着——受苦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悲伤放弃的权利！
而我们作为新中国的未来，无论身处何方，不会、也绝不能有悲伤放弃的权利！因为一旦悲伤了，一旦懦弱了，一旦放弃了，我们就只能被困在失败的山谷里，只能可悲地去祈求太阳洒下的光芒，只能任由历史洪流的无情湮没。
中国，不会对自己温和，也不会给予自己任何悲伤放弃的权利。因为它就是在水田里耕地的牛，中国人不会让它停下前进的脚步，它必须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只能继续往前走，因为牛是没有终点的，它的身后也依然是前方。
我眼中的中国农民
读完鲁迅先生的《药》以后，对中国旧农村里的广大农民有了一点见解。他们生活在一种似人非人的世界里，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暂且说是麻木不仁吧，他们是无奈的，就连如何坠入这麻木不仁的圈套里的，他们也许也全然不知。可悲，真的可悲。但是他们却一直的这样生活，翻版着一个个前人的身影，一个个以前发生过的，却又在不断发生的故事。多么滑稽的事情啊，吃下那带着革命者一点刚劲滋味的血馒头，就能拯救一切？包括社会，人性，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的农民除了干农活以外，干得多得也许就是整天的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别忘了，一件小事可以成全一个人，也可以败坏一个人。说的没错，就在这谈论中，中国农民就消沉了，忘记了一些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真的就置身与天地山川之间，淡出了与命运的决斗擂台之上。悲！
毅然决然的以为自己对于农民就认识这些，肤浅了？我们常常把愚昧落后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太重了，实在是太重了，他们负担不起，我们这个社会也负担不起，他们也许也不觉得了，不觉得痛，不觉得悲。他们变胆小了，他们变沉默了，他们越发的不知所措，也就不以为然，也就抿然众人了。
往事越千年，来到今天，又有了像陈奂生这样的中国农民。同样，在面对百转千回的社会时，他们同样得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适应当今的社会。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他们不同于旧式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便又在我们的生活中茫茫碌碌，我们却又对他们另眼相看了，于是他们又是难堪，阿Q的复活者又层出不穷，让人玩味。
我全然不知是他们容不下这个世界，总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种凝重；还是这个世界容不得他们，总给他们以难处的境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招惹谁了？他们完全有理由活得更洒脱些，但是他们却没有，依然执着于在世界的角落徘徊前进，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默许了。但是我们也开始关注他们了，的确，别忘了，只有他们，才是我们心中无法忘记的生命脊梁！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也许是后者多些，我一路走来，也有过一些疑惑，但是我依然执着于那些心中的力量与温暖，这才是人性的所在吧！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每个人心中的中国农民形象，我期待你们的解答，也期待着生命的回音
读《一个中国农民为报恩，130年坚守自己的美好承诺》有感
读《一个中国农民为报恩，130年坚守自己的美好承诺》有感
何嘉熙
俗话说：“一诺值千金”，一句承诺是他人对你的信任，是你双肩上的那份责任，是你内心的那份秉持，是不为名利所诱惑所干扰，也是你对他人的承诺，他人对你的信任。有的承诺是因为感恩，感谢别人的恩惠，传递温暖，感动世人！
一户坚守了130多年的万姓人家，由于社会动荡便从外省逃荒到崔姓世居的地方，被当地的乡邻宽容接纳。为了报恩，万作柱家几代子孙为当地人义渡并且分文不收，坚持了130多年，这一坚守是人品的体现，是社会的反映。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体现。如果平凡的承诺一直坚守下去，就是一种大美，大到道德高尚的层面，大到灵魂高贵的深处。
万姓家族的承诺，是为了报答乡邻的宽容接纳，于是许下义渡的承诺，星移斗转，时移世换，从不间断，130年的义渡成佳话！
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承诺！
人们常说，成功的男人都离不开背后默默付出的女人，而成为邓稼先背后的那个女人，更为艰辛。这一点许鹿希深有体会，但许鹿希懂得邓稼先，珍惜邓稼先，所以愿意许下那一生一世的承诺。邓稼先从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开始，便聚少离多了整整28年，他隐姓埋名进入了与世隔绝的戈壁滩。这28年里，邓稼先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这28年里，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的承诺，始终无怨无悔地等待。可是，在等到夫妻团聚的那一天时，邓稼先已经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苦等28年只换来一年的相处时间，随后邓稼先便离开了人世。邓稼先为国为民，大义凛然；许鹿希坚守承诺，无怨无悔，因为深爱着所以懂得，这份坚守，这份承诺，让人感动，让人落泪！
也有的人因为良心，不取不义之财，许下真诚的承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有的人为了让鸡长得快，给鸡打激素；有的人为了让牛肉更有重量，给牛注水。但也有的人却选择坚守承诺，像网红油条哥，坚守良心，承诺不用复炸油炸油条。还有那一句承诺一心为民的王忠宁！“无诚则无德，无信事难成”。在社会主义文明高度发达、人与人相处难见真情的今天，诚信品质尤为重要! 因为良心，不取不义之财，许下真诚的承诺更是难能可贵！
承诺易许，坚守难。如果一定要许下一个承诺，何不选择一个最美好承诺，然后无怨无悔坚守！可以为感恩，可以为爱情，也可以为了自己心中温热的良心。
《我是农民》读后感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知识能够使生命 敫 羁痰哪诓悖 剐牧榉懦鲛绒壬癫伞４佣 谷说钠 屎头缍认韵殖隼础?br哈哈，多读了几年书，放的屁也成香的啦！－－俺没文化，只能这样理解了，真的吗？在“我”看来－－不！气质和风度都是装出来的！
一、“装深沉说”－－当官的气质和风度见了面不打招呼，不拿正眼看，径自走自己的路。做事时，不苟言笑，正经十足，显出城府很深，傲视群雄，威严像庙堂的罗汉，让人一看心生畏惧，先怕上三分，更觉得此人大有来头，敬而远之方为上策。当官了吗！就不再是平头百姓了，要和“土包子”们划清明显的界限，说话要打官腔，做事要摆官架子，行不离车，……谁敢不服，他敢！准会有他的好看！谁敢说咱没有风度和气质，他敢！不想好啦！二、“装酷之说”－－帅哥的风度头发留长了，衣服穿少了，手机挂在胸前了，烂口子的喇叭裤穿上了，T恤套上了，烟叼上了，舞步跳起来了——酷呆了，帅毙了，美眉泡上了，就有风度了－－“在凛冽的寒风中，她穿着纱裙在等我，要风度不要温度，哇，好有气质呦！我喜欢！”三、“装嫩之说”－－美眉的气质“妈妈，妈妈！”一个幼儿园的小女孩哭喊着“姑姑又把我的衣服抢去穿了！”再看那位“妙龄美女”－－约有二十五六岁。上身“露脐吊带装”（小侄女的外套），下身“超短裙”（小侄女的花裙子），脚踩“日本木屐”背着坤包，带着太阳镜，走在大街上，回头率百分之三百！－－她的气质就体现在那惹眼的回头率上！四、“装斯文之说”－－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一个相声段子里就是这么赞美的－－“你别以为我们知识分子就不会骂人了－－你母亲的！”五、“装名牌之说”－－大款的风度和气质***的西服一穿，***领带一套，***的皮鞋一伸，***的手机一打，妙龄小蜜一挎，梳出油光可鉴的发型，洒上几滴香水，典着将军肚，从“笨吃包骂”车里走出，走在红地毯上，军乐队奏乐－－风度就来了，气质就来了！到哪里，哪里就是“款爷”下榻的地方，立刻“蓬荜生辉”，“三生有幸”了！和上面的这些人比起来，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很有风度气质的人就很惨了……古时候，一个很有知识的秀才在路上遭遇了强盗，他很有气质和风度地让强盗抢走自己的钱财。在强盗放他走的时候，又很有风度和气质地大步朝前走，强盗们觉得秀才不对劲呀！“他怎么不害怕呀？他怎么这么有风度和气质啊？他，一定衙门里有人撑着！不好！他记住了咱们的相貌了……快追上他，杀人灭口！”就这样，一个很有知识，很有风度很有气质的秀才在“表演”完他的风度和气质后，被强盗干掉了！装吧，装吧！装出你的风度来，装出你的气质来！当你到炉火纯青真假难分的时候，你的屁也就是香的啦！不信？你趴到那些“官啦”、“帅哥啦”、“美眉啦”、“款爷啦”的下边闻闻看嘛！－－真的趴下去闻了吗？那你就不配再站起来走路了！后记：在家看《全国新概念作文大奖赛》里面有一篇文章，－－刘卫东的《我是农民》，让我看得心潮澎湃，不禁感动……特引用一段作为结尾－－“指责农民的十有八九都是流氓、蠢货。咖啡和网吧养不活农民，茶经，迪斯科养不活农民！因为这些远远养不起永恒的命运的清白！农民穿破军用球鞋，盖过摩天大楼，却一间也买不起；农民不相信毛头小子、奶油小生，不相信运气，农民相信五谷杂梁和小米稀饭。啃一辈子玉米也并不见得到底比网络新人类落伍多少。农民活着。农民是清洁的象征。欲望是农民的贼，酒肉分子，声色犬马。”
寻乌调查读后感
篇一：寻乌调查读后感
《寻乌调查》读后感
【摘要】《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一九三零年在寻乌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涉及了政治区划、交通、商业、土地几大要素，全面、详尽的进行了调研和记录。《寻乌调查》不仅对当时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有着重大意义，也是调查报告里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此外，这篇文章中如此精细详尽的数据也让我们为之震撼，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主席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也正是这样的态度造就了毛泽东主席这样的伟人。
《寻乌调查》共分五章，共计七万余字。分别从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与土地斗争五个方面进行调研。这样的分类方法和研究顺序是十分有逻辑性的。毛泽东主席按照了从大到小，从整体到细致，从事物的发展顺序按部就班的进行深入调查。因此，看似细碎、杂乱的项目也变得清晰、有条理了。毛泽东主席在面对如此庞大、繁杂的寻乌县体系有条不紊、不重不漏的研究思路感到叹服。
毛泽东主席选择了寻乌这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如下。第一、红军在此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第二、正如文中所说，“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在最前面的引言部分，毛泽东主席列举出了所有参与调查的人的名字以及基本信息。细致到了年龄、职务，甚至还
涉及到了曾经任过的职务。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这次参与调查的人员覆盖面的广泛，同时，也保证了这篇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寻乌县的政治区划与交通。作为两个基础性的方面，看似简单，实则是后面所有调查的基础。一切的土地研究等都要建立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之上，而商业活动则是与交通的便利程度密不可分。
第三章开始进行商业的调研。毛泽东主席选择以贸易往来的商品作为切入口，主要以介绍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肉类、米、茶、纸等等。文中提到“倘若走马观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句话也是提醒了我们表面上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这里，也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对调查的深入、认真的态度。说到寻乌的市场，毛泽东主席对寻乌经济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发达时期到衰落时期，都从历史的分析中找到了答案。后续的，甚至把每一种生意的几个大老板的家庭背景和人品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现在经济学的学生很容易只看到单纯的经济现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人文因素和历史因素。这项调查，也为我们研究方法上做了很好的典范。
在这一部分中，文中列举出市场中销售的几乎所有的物品清单，其中具体到了一百三十一种洋货，三十九种水货店
物品，还有多种生活用品，覆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遗漏。不仅每种商品的价格、百姓什么时候需要这样详细的信息都一一介绍，甚至商品的各种品种的质量好坏也是记录在案。例如，文中写到“糖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四种糖的优劣比较都有详细的说明。
关于土地问题，毛泽东主席首先研究了就有土地的关系。将土地按照公有、私有的方向进行粗略划分后又分别进行细致调研。文中将农村人口成分，各类土地所占百分比都进行了较为精确的计算。例如中农占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
五。可见毛泽东主席在数据统计上是十分细致的。也只有精确细致的调研才能全面的了解到寻乌的真实情况，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文中写到“为的是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在文章中，有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大、中、小地主以及富农。因为这些人的手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土地资源，也正是贫农想要打到的。正如文中说到的”不但打到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接着，毛泽东主席又详细研究了寻乌的剥削状况。 其中介绍了地租、高利、税捐共计二十三种剥削方式。甚至包括了“要衫裤着去捞”、卖奶子等等多种方式。这篇调查报告丝毫没有掩饰的揭露了寻乌普通贫农所受的压迫。而这，这确实是中国土地上大部分老百姓所过的生活。
在最后一章中，介绍了寻乌的土地斗争。谈到了各种要素的分配方式。还涉及到了“非农民是否分田”与“‘以乡为单位’是以人口为单位，而不是土地单位”可见毛泽东主席对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调查记录的工作，更是有很深刻的思考。这一点也是我们做调查研究的模范，只有深度思考后才能从调查中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否则，调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看完这篇调查报告，让我深深感到震撼。在我们的印象中，毛泽东主席是一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伟人。这样的伟人在做一个县城的调查时竟如此细致，如此认真。这样脚踏实地的态度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反思和学习。平时，我们大学生总是忽略调查的重要性，总是急于套用模型来试图解决问题，实际上，毛泽东主席踏踏实实，认真做事，实事求是的精神才真是我们要学习的。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通篇语言通俗易懂，并且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这一点也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在做调查及写报告是一直都是谦逊、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扎实谦虚的态度也是我们的楷模。毛泽东提出过一个观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篇对江西省寻乌县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就印证着这个观点。这是一篇调查报告的优秀典范，同时也是指导我们大学生学习、做人的模范。
篇二：寻乌调查 读后感
《寻乌调查》读后感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做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详实获取了当地农村和工商业状况，写下了《寻乌调查》一文，为后来制订党的土地革命和工商业政策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85周年之际，我拜读了此文。
《寻乌调查》是一篇非常透彻的调查报告。全文分为5个部分，39节，计7万余字。这份报告内容十分详尽，将寻乌小镇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情况，通过大量的深入调查，将收集到的内容，通过分类梳理全面的记录成文。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就必须对中国的农村进行认真的调查。”因此，这篇调查报告应运而生。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紧接着，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被奉为至理明言的哲学观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通过学习这篇文章，我感悟很深，从中我联系到工作，认识到：所有的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确立工作目标之前，必须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目标计划。通过调查，来提高认识，提高目标的准确性。
这篇《寻乌调查》，所折射出的工作态度更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一个人的工作态度端正与否，相较他的工作能力，往往显得更加重要。没有一个正确的、踏实的工作态度，以及坚韧的毅力是无法成就这篇巨著的。
学习是为了加深认识，找出正确的方法。通过学习《寻乌调查》，进一步的认识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困难和机遇是并存的。如同毛泽东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工作精神那样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及时可靠的资料，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那样在遇到问题时，就具备了抵御困难的能力，从而拿出解决困难的实际办法来，有效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具体要求。对照“三严三实”，剖析干部作风，深挖思想根源，寻乌调查在发出召唤的力量。85年，历史似乎已隔了几多尘埃。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求实精神，永不过时。有必要重温寻乌调查，从历史中矫正前进的方向。
篇三：寻乌调查读后感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首先我想描述一下我读《寻乌调查》的心理状态的变化，起初由于其名字给我的第一映像是普通调查般的枯燥无趣，所以一直倦怠于拾起它。后迫于任务要求硬着头皮开始征程，前面两章与普通调查却无两样，介绍了寻乌的政治区划分和交通，算得上是详细的描述，但并没有改变我消极待之的态度。从第三章介绍寻乌商业开始，所谓单调的调查开始由平面变得立体化起来，空间上寻乌城各种小贩商人的形态以及时间上寻乌商业发展进程鲜活的浮现了出来。从第四章就有土地关系到第五章土地斗争读起来则更多添了一份历史变革的厚重感，让我对以往“土地斗争”这一泛泛的历史词汇有了具体的认识和理解。于我而言，简单的称之为一份调查，不如说它是一本可读性极强的教科书，教我如何调查，教我土地革命历史等等。
通过寻乌调查我总结了要完成一份有效地调查必须要有谦虚严谨的态度，运用正确的调查手段，调查内容要详尽真实并有重点突出。这些都是做调查的必要条件。
当然，如果仅从普通调查的要求分析寻乌调查是及其片面的。寻乌调查相对于普通的调查在描述当时现状的时候显得更加生动立体，让人很容易的能感受到当时的真实情景。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介绍寻乌城商业和土地剥削的两个部分。
寻乌城的商业今非昔比，各行各业都渐显萧条。这不由得让我想了解一下其中原因，通过分析我概括为以下几点1.寻乌城大兴土制货色，周边地区来往货物时以寻乌城为中心，而现在洋货的兴起使中心的地位分散到了引进快的地区，寻乌城自然受影响。2.原本本多的商家生长在封建经济环境中，风气败坏，子孙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自然家道中落，而小商家本就是户口，遇境况大不如从前，也没法发展。3.农民被重税剥削又遇自然灾害变得更穷，自然节约。原本还可以赊账置办家用的，因为商家遭政府“大抢”不能周转，加之农民没钱还债信用降低也没得赊了。4.有些行业，比如豆行，直接由有权者垄断，毫无经济可言，当然不能长存。5.酒，屠坊等本就没啥赚头，还有重税剥削。总之，我感叹此种境况何来经济模式可叹，强权专横，垄断肥差，剥削小商，所谓商会本应保护商家利益，却完全是政府的走狗，这完全是封建统治下迂腐、败坏了的商业境况，不萧条、不没落怎么能说得过去。 如果说从读寻乌城开始为封建统治影响下的经济状况惋惜，那么读到土地关系中剥削状况，真是为当时农民的境遇感到心痛，那种心中迸发的愤怒无法言表。当我读到农民经常遇到“禾头根下毛饭吃”的状况，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著袖子揩眼泪呢！读到此，我脑中是刚刚收谷的农民擦着眼泪眼巴巴的看着地主残忍的将全部收成夺走的景象。读到“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一副尖酸刻薄的地主嘴脸浮现脑海。真是不由得让人痛恨无耻的地主，同情无助的贫农。真是让人切实的了解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让人更为郁闷的是这种剥削在过去的社会中竟然是公然“正确”存在的，而贫农完全没有权益可言，就算有也不存在能够保障权益的手段，因为从上到下都是层层剥削压迫的关系，谁都不可能从比你更有权力的人那里要回自己的权力，那么身在底层的贫农只能成为无助的社会牺牲品。就此看来，贫农能够翻身做主，取得平等待遇的唯一方式只有革命了。而红军的到来正是他们的希望，自然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就取得了占很大比例的贫农的拥护
曾经我无知的认为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因为城市相对势力薄弱而选择的迂回道路，可就寻乌调查所反映的当时中国的状况，其最根本的社会矛盾还是在农民的土地问题上，农民依靠土地生存，而当时的制度注定农民不可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而是强权者利用土地来剥削人民，城市里的商业问题也是这一根本矛盾的延伸，所以要想彻底地革命，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从土地革命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道路的选择是基于大量调查后做出的正确有效的决策。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说：“一切结论的产生都是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所有的正确有效的决策和判断都必须给予调查，否则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向农民道歉》读后感
《向农民道歉》一文真挚感人，我一口气读下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马银录作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他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经过细致的工作，使一个远近闻名的“问题村”由乱到治；村民开始时骂他们而最后自发地敲锣打鼓欢送他们。他靠的是什么？是对人民的挚爱，是对党的事业的深厚感情，是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工作智慧。他实实在在地实践着“xxxx”重要思想，体现了一个优秀组工干部的纯正品格。自己任组织部长以来，也多次到乡镇、村组调查研究，但凭心而论，真正像马银录这样和群众零距离地接触，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体会他们的酸甜苦辣还是不够的。省委领导同志的批示语重心长，体现了省委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一贯的关心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县委组织部长，我深感自己身上责任重大。通过学习和对照，我认为作为一名组工干部，在抓基层组织建设时，关键的一条是要带着朴素的感情、优良的作风、灵活的智慧、创新的思维去开展工作。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好“xxxx”重要思想，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树立良好的形象，做一个一心为民的组工干部。———带着朴素的感情开展工作。就是我们谋划工作时坚持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作为组织部门的干部一定要牢记“xxxx”的要求，深入到群众中去，试着用群众的眼睛看，用群众的耳朵听，多做换位思考。同时，也要体谅基层干部的苦衷，在深入调查研究中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把好脉、开好方。———带着优良的作风开展工作。马银录驻村两个月，每天最多睡５个小时的觉，走访群众２００多户……这种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基层组织建设任务繁重，大量的工作在乡镇、村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重心下移，扎实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力戒浮夸之风，力求取得实效。———带着灵活的智慧开展工作。当前农村基层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讲究工作方法和艺术，切忌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避免伤害群众的感情。要下决心教育基层干部转变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工作的习惯，多说服教育，多示范引导，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落实各项工作。———带着创新的思维开展工作。事实告诉我们，基层组织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出现，我们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当前的重点是要把“三村建设”切实引向深入，克服形式主义，切实帮助群众在活动中得到实惠，增加收入。编者按：陕西省白水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同志撰写的《向农民道歉———一个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一文，在《新华文摘》（２００３年第４期）发表后，引起了省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并相继作出重要批示。我省各级党组织和组织部门及时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省委领导的批示精神和马银录同志的文章，深刻反思当前农村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改进工作。在学习中，不少党员干部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写出了一篇篇情真意切的读后感。唐亚平同志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一篇读后感。我们特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寻乌调查读后感(精选)
《寻乌调查》是毛主席于1931年对寻乌调查所作的调查报告，合计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作人员的介绍，第二部分是报告主要内容，共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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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的报告内容非常详尽透彻，将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情况，通过大量的深入调查，将收集到的内容，通过分类梳理全面的记录成文，字词简洁易懂，部分词句直接谐音寻乌方言，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在阅读《寻乌调查》前，若要我对某个地方进行调查，我肯定是一脸懵逼，不知从何入手的，然而《寻乌调查》给了我一个进行调查以及写调查报告的思路和方法，不过这个思路和方法只适合于经济关系较简单的地区，如中国的农村。
我们当期工作的调研，其实是非常适用《寻乌调研》的，因为我们需要摸索经作市场，发掘薄弱市场机会，调研用户和作物需求，最后针对性的布置具有挑战性的销售方案。当然是要越详尽越好。
《寻乌调查》式的调查是十分详细的，举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为例，该章有十七个小节，记录了关于寻乌本地土地的所有事项，所记载的内容涵括寻乌的每一分土地的分配问题、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留公田问题、分配快慢等，并对原耕总合分配、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废债问题的所有情况进行了阐述。
我在阅读的时候脑子当中是可以脑补到妇女在土地斗争当中是何等的欢喜。毕竟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呀。同时也非常敬佩毛主席的先进思想，他并没有因为那个时代的封建而反对女子解放。这种精神在我们当下社会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寻乌调查》整篇没有作任何的评论与建议，只是详述客观事实。这点与我看过的其他调查报告以及分公司所写的调查报告是不同的，当代的调查报告更多是倾向于分析与评价的，只是叙述客观事实的调查报告很少。
我个人非常赞同在看书时候看到的一个讲关于调查研究的观点，做调查不应该有太多的个人意见与分析，这会影响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调查内容足够详细深入，一切问题都会自然地显露出来，只有调查不够全面时才需要我们去推理分析，在这方面，《寻乌调查》做得很好。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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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第一章寻乌的政治区划
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七区是: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厢，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7]: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第二章寻乌的交通
(一)水路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二)陆路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南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輋、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由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电报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四)邮政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的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五)陆路交通器具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第三章寻乌的商业
本章目录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五)惠州来货
(六)寻乌的出口货
(七)寻乌的重要市场
(八)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2)盐
(3)杂货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货
(9)药材
(10)黄烟
(11)裁缝
(12)伞
(13)木器
(14)火店
(15)豆腐
(16)理发
(17)打铁
(18)爆竹
(19)打首饰
(20)打洋铁
(21)修钟表
(22)圩场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拓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每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不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墈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远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猪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缘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五)惠州来货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六)寻乌的出口货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
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乌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拓，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
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二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生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块钱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着二春和秋子赚钱，头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
出于篁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
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篁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钱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木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后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
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岽、小湖岽、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輋。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比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
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大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产(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略】
(七)寻乌的重要市场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
牛斗光第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
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二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是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鸡、猪、牛亦是通过。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八)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套鞋运动鞋拖鞋铅笔钢笔(自来水笔)粉笔天然墨毛笔墨盘(砚池)墨湖(墨盒)笔套笔架浆糊练习本印色原纸油墨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字画小手巾肥皂香碱花露水花露精毛面巾洋袜子洋瓷面盆洋瓷碗洋瓷水角(把碗)生发油生发膏手袜子(手套)胭脂围巾大小梳子水粉雪花膏电筒电土(电油[10])洋火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麻姑烟烟嘴洋遮(洋伞)草帽礼帽洋瓷茶杯文明帽洋毡棉毯球被(毛毯子)绒线帽(小儿用)夜帽木棉枕皮枕中山扣白骨扣乌骨扣海螺扣阴阳扣宽紧带吊带丝裤带洋裤带爽身粉汗衫扇子(乌纸扇、白纸扇)钟表叫人钟信纸信封日记册镜子眼镜洋刀子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德国响刀安全刀挥剪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皮夹子(皮箱子)藤夹子(藤箱子)洋靛(蓝的)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铜锁铜番锁铁锁铁番锁铜帐钩骨帐钩洋油马灯不灯(即草灯)宝盖灯洋瓷桌灯莲花宝盖灯三练洋灯四方带灯六角带灯圆火带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骨筷漆筷算盘水烟筒杆子烟筒洋钉铜煲(烧茶用)轻铁锅子轻铁盘子轻铁调羹明瓦各种瓷器骨牌麻雀牌枣子泡圆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对联洋蜡烛白洋蜡葡萄干洋线铅线铁线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1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煝、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4])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第一大门。
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有饼(“有”，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6]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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