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所想
利用空闲时间,这个月终于拜读完了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大作《菊与刀》。正如我所料,正如它的名声一样,作者对日本民族的描述非常深刻和到位。作者通过代表日本皇室的“菊”和代表“武士道文化”的刀来揭示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等,进而分析日本对等级制的依赖、对各得其所的推崇以及对人情债的承担,让我印象深刻。
这里我就书中谈到的日本与我所了解的封建中国做些比较与思考:
一、社会架构核心因素不同
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天皇为最高精神象征,以封建等级制度为保障,以“各有千秋”的理念为运行机制的。日本天皇清高,保证了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和高度凝聚力。日本封建等级制度虽然有其压迫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国家运转和人民生活安全的保障。
因为在等级制度中,每一级都有自己明确的责任、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保障,让每个人都能相对安全,找到安全感。虽然日本的统治权也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格局始终是相对固定的。从根本上说,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制度为基础的。
而中国却不是这样的。封建中国虽也是等级制,但社会架构的核心我认为是观念上的儒家思想,突出表现为“仁爱”与“忠孝”两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政治层面,百姓强调的不是制度,而往往是“仁政”、“好官”、“好皇帝”等观念方面的东西;为政者为政的出发点也不是制度,也是怎样当好一个“好官”或“好皇帝”,制度只是一个可以左右的媒介。每个朝代的统治者按自己标准解释“仁”的基础上,也乐于用“仁爱”标榜自己。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生在“忠孝”观念下,本分地生活,做好“修身、齐家”两件事。
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政治似乎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简简单单地“过日子”或“活着”。只要还能生存下去,就会逆来顺受,期待“好官”、“好皇帝”出现以施行“仁政”。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朝代更迭,但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不会有天皇,只会有一代代定义不同的“仁爱”、“仁政”; 也不会有对等级制的依赖,只会有对“好官”、 “好皇帝”亘古不变的追求。
二、民族性格不同
日本国民性具有两重性,但可以概括为追求平衡。在等级制度下,各地的深刻认识使日本人十分重视人情债的承担和偿还。人情债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人情债对名誉表现出近乎歇斯底里的名誉感。一旦我们无法忍受,打破原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