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二十一至四十回读后感
发布时间：2019-10-29 来源：互联网
《西游记》第二十一至四十回读书札记1500字。
名著《西游记》第二十一至四十回读书札记1500字
《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当年孙悟空的手下败将黑熊精，只因做了观音菩萨的守山大神，姿态和声势立马不同一般，对孙悟空也是直呼其名，毫无客套和尊重。能力和才干只是构成个人声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往往还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丰富的人际关系和人脉资源，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言的“社会资本”，往往比单纯的“文化资本”，更具决定性和影响力。
《西游记》第二十七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表面上是因为在唐僧看来，孙悟空滥杀无辜，不守戒律，但实际上仔细推敲的话，跟孙悟空屡屡不服从唐僧管教和指挥，而且自诩为西游第一功臣紧密相关。类似唐僧这样并无很强能力，只是依靠恩惠收得众弟子的领导，特别忌讳弟子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因此猪八戒所进的谗言，实际上正是唐僧内心所期待的事实。仅仅依靠一个《紧箍咒》来驾驭悟空，对他来说显得远远不够。如果说在八戒和沙和尚尚未加入取经队伍时，唐僧还需要依靠悟空来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话，那么在另外两位徒弟辅佐的情况下，唐僧已经有了实力和底气罢黜悟空。汉之韩信，宋之岳飞，清之年羹尧，其最终境遇，都跟此时的悟空，颇有相似之处。
《西游记》第二十九回，唐僧一行西游途中，历经各国，出示文牒时，大唐只是以南赡部洲中一国身份出现，而南赡部洲又是四大部洲之一，因此《西游记》里的大唐只是天下之中的一个普通国家，跟唐僧途经的各国处于对等状态，充其量就是幅员、人口和影响力大一点而已。这样的天下观念，显然并非来自唐太宗既为中土皇帝，又为游牧民族“天可汗”的唐朝初年，而是直接来自单一汉族国家形态、疆域退居两京十三省的明朝。只有在一个我者与他者界限分明，充分意识到天下并非只是汉土的时代里，才会出现《西游记》中这样的家国天下意识。
《西游记》第三十一回，孙悟空被猪八戒劝回，救出唐僧。当初明明是唐僧出于维护自身权威和控制力的动机，将悟空赶走，如今又要依靠悟空解难，因此再见悟空，唐僧自然是羞愧难当。无以消解，唐僧居然提出西游结束后，让悟空居功第一的措施，来排解心中的负疚感。且不说控制欲较强的唐僧，根本不可能将头功让与他人；就从他只能以此为由安抚悟空的行为就可以看出，唐僧的权威和领导力是何等的脆弱。实际上，对于热爱自由的悟空来说，论功行赏对他根本构成不了诱惑。而唐僧的这一句话，也足见其虚伪与空乏。
《西游记》第三十五回，正当孙悟空收伏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准时继续西行之时，太上老君出现，问悟空索回宝贝和两怪。两怪均是老君门下童子，而宝贝也都是老君炼丹所用。由此可见，自己门人下凡作怪，老君肯定是早已心知肚明，甚至这两位门人占山为王所收获的财富和珍宝，老君在天上可能都会有分成。而当门人被擒，宝贝被收之时，老君才现身求情，由此可见：门人是不是作奸犯科，根本就不是老君这样的权贵所在意的问题，他所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损。晚清新政之时，瞿鸿機打出的整顿吏治方略，之所以会在袁世凯和庆亲王面前败下阵来，就是因为后者跟慈禧永远保持高度一致，保证政治正确，并且一直与慈禧处于同一利益链条上。晚清的这段旧事，跟《西游记》里这段，有很多相通之处。
《西游记》第三十九回，乌鸡国王只因为怠慢了化作凡僧的文殊菩萨，居然就被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害死，因为是菩萨的授意，所以就连阴间阎王小鬼都不敢过问，国王冤屈，三年无法昭雪。如果不是遇到孙悟空，可能国王再无复活之时。一位得道的菩萨，对于堂堂一国国王，稍微不遂己意，就草菅人命，占人妻子，无法无天，可见对于凡间普通生民，更会是翻云覆雨，为所欲为。《西游记》里这样的故事设定，明显指向了作者所在时期官场黑暗、权贵横行霸道的时代氛围。
《西游记》第四十回，孙悟空和沙和尚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反映两个人不同的友情观。在重情重义的悟空看来，自己曾在五百年前跟牛魔王结拜兄弟，共同抗击天兵，这层老兄弟和战友的情谊，自然是越久越浓，而作为兄弟之子的红孩儿，肯定也会给自己面子。而在深谙人情世故的沙和尚看来，孙悟空与牛魔王之间的这种所谓兄弟关系，本来就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才走在一起，这么多年没有交往，又没有建立在利益互换基础上的关系维系，早就不值一提。HDh765.cOm
事实证明，实用主义者沙和尚的判断，比理想主义者孙悟空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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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二十一至六十回读书笔记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黛玉宝玉共读《西厢记》《牡丹亭》这段，将全书一以贯之的情欲主题展现无余。元时《西厢》，明时《牡丹亭》，清时《红楼梦》，这条借助情欲描写而彰显个体自由的脉络延绵不绝，一直延续到现当代的越剧等戏曲作品之中。一方面是统治者不断强调理学秩序和正统伦理，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庶民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而“饱暖思淫欲”。中国社会官民之间的文化分野与对立，透过上述作品，已经得到清晰的展现。然而对立之中又有相互依存，《牡丹亭》后半段回到封妻荫子的情节套路之上，《红楼梦》中贾府败落之后的宝玉科考，都证明这种对立的内卷化特点。而宝玉科考之后的遁入空门，更是证明在当时现有社会秩序下另起炉灶，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想象能力，因而宝玉只能逃离世界，而非改造世界。
《红楼梦》第二十四回，丫头红玉因名字中的“玉”字与黛玉和宝玉相同，只能改名“小红”。帝制社会里的避讳值得玩味。一来，它要确保位高者称呼的独一无二性，因为让其享受独特的称呼，本身就是其拥有权力的集中体现。二来，这种避讳呈现出权力下行的流动特征，平民避天子之名讳，奴婢避主人之名讳，反向行之的话，则没有任何限制。康熙在位时，诸皇子均以“胤”字抬头命名，而等到雍正皇帝继位，其他兄弟就要改“胤某”为“允某”就是明证。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神佛拈的三出戏，从讲汉高祖斩蛇起家的《白蛇记》，到讲郭子仪拜寿的《满床笏》，再到形容功名利禄一场空的《南柯梦》，恰应了任何事物从勃兴，到鼎盛，再到衰败的全过程，贾府这样的豪门望族也不例外。贾母听说要演拜寿热闹场景的《满床笏》，自然会很开心，但热闹过后，便是《南柯梦》里的大梦终醒一场空，自然也就不再言语了。
《红楼梦》第三十回，前有金钏只因回应了两句宝玉的调戏就被王夫人扫地出门，后有袭人，虽然因为宝玉的早早临幸而地位不凡，但被宝玉无意中踢成重伤之后，也只能忍气吞声。所谓宝玉这样的富家子弟的风流倜傥、才子佳话，是建立在多少身为奴婢的平民女子的被侮辱和被损害之上的，读到这两段，实在心痛。十年前刚毕业不久时，读吴小如和邓广铭等老派学者运用阶级分析所写的文史类著作时，往往心生反感，感觉他们被特定时代所洗脑；十年之后，年奔不惑之时，再读吴小如、邓广铭和马克思，才越发觉得，当今的某种全盘否定阶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正如同当初那种将其神圣化、绝对化的做法，一样的轻率和不可取。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贾政虽非科第出身，但基于书香世家的身份，被皇帝委以学差的重任。自科举制勃兴以来，古代官僚，如果自身并非出身科举正途，往往会呈现出两种走向。一类如清代雍正朝的封疆大吏田文镜、李卫，因为并非走科举路径步入仕途，因而对科举士大夫群体，会抱有一种因自卑而带来的仇视与厌恶，雍正朝的科甲案和李绂一案，均跟田、李二人对科甲出身官员的排挤与打压紧密相关。另一类人，因为并未取得科举功名，并且为此而感到缺憾，反而会增加对读书人的敬重与倚仗，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官僚可以归为这类。贾政更大程度上属于后者，他跟袁世凯不同的是，袁出身行伍，父亲也是淮军将领，而贾则出身书香世家，祖上和同辈中，都不乏拥有科举功名的人。身处这样一个读书群体，又只因恩荫进入仕途，反而会强化他对于读书（特指儒家经典），以及这些书背后伦理纲常的强调和践行。贾政对于宝玉的严责与失望，跟这一点紧密相关。而这种心理，跟那些因文革等政治运动失去上大学机会，转而拼命要求子女考上名校的当代父母，如出一辙。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府招待刘姥姥时，上的这道可以被称为“什锦茄丁”的菜，在睡前半小时的节点上读到，真可谓是饥肠辘辘、馋虫四出。虽说之前从未通读完《红楼梦》，但这段关于茄子的奢华做法的文字，早在少年时就读到过，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红楼梦》里除了《好了歌》之外，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内容。一部《红楼梦》里，处处能读出万物皆空，读出难以抑止的虚无，但只要有了这样的美食，再虚无的人生，也会重新变得丰富和饱满起来。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和四十四回，前有宝钗劝黛玉莫读“淫书”，后有鲍二媳妇因偷情事发而上吊自杀，两件事均指向封建大家族中，女性对爱欲与自由的抑制，只不过前者诉诸于道德说教，后者则用惨痛事实来展现放纵情欲的巨大代价。《红楼梦》里女性的社会地位、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非常值得玩味，不知道国内外有没有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红楼梦》的专著。女性对自己欲望、身体、精神的掌控和主体性地位的取得，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是很难想象的。对于此，一个现实的注脚是：我奶奶就是解放前当地一位大户地主家的千金小姐，而她终生都跟《红楼梦》里的凤姐儿一样，近乎文盲。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这段关于戏曲创作模式的评论，表面上是在批评所谓才子佳人戏模式的套路化、泛滥化，但是其核心内容，恰恰是批判这些才子佳人戏背后的爱情自由和情欲自主的观念。她这番论道所展现的，正是传统礼教和道学的维护者，与受新观念影响的戏曲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从王学兴起之时，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从未中断。
《红楼梦》一至二十回读书笔记
《红楼梦》的第四回，早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就读过，当时老师无非是强调官官相护，封建社会的腐朽云云。这次再读，读到的更多则是在籍贯回避的制度下，流官对于当地胥吏的严重依赖，以及在职官员跟地方宗族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清代的籍贯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形成朋党和割据态势的可能性；然而对于该制度的严格执行，使得非本土成长的流官，往往会对当地风土人情非常隔膜，甚至一无所知，反而会加大对于当地土生土长的胥吏的依赖性。而如何处理跟地方宗族士绅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考量官员执政成绩的重要指标。从这个角度读第四回，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红楼梦》第七回宝玉与秦钟相遇这段，值得细细玩味：表面上看，两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欣赏对方，因欣赏对方而自惭形秽，而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宝玉的自惭形秽是在秦钟高雅人品之下对自身人品学识的自我否定，而秦钟的自惭形秽则是指向自己的贫寒出身，不能与宝玉亲密相交。在宝玉看来，自己的所谓高贵出身是附着于自我主体之上的附带物，它使得自己不能早日与秦钟相识；而在秦钟看来，宝玉的高贵出身、华贵装着，则是宝玉主体性的一部分，共同成为自己自惭形秽的理由。宝玉因秦钟的“高雅”人品而自惭形秽，然而这种“高雅”只是宝玉一种自我投射的感觉，而所谓“高雅”的秦钟看待宝玉的方式，恰恰是世俗化的。按照自己读这段的理解，宝玉与秦钟之间的亲密，从一开始就带有错觉与隔阂，不可持续，不知书中接下来的描述，会不会映证我的判断。
《红楼梦》第九回里描绘的多角同性关系，比同题材的娄烨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复杂多了，然而个人觉得，终归还是流于琐碎和平铺直叙，在对于人物展现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还是娄烨的电影明显更胜一筹。
《红楼梦》第十一回，贾瑞跟凤姐儿之间这段调情与反调情的对话，真是绝妙非常。终于明白了书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含义。没有一定的年龄和阅历，确实无法读懂《红楼梦》。
《红楼梦》第十二回，贾瑞的结局，直教人想起《金刚经》里的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性的复杂与阴暗，群体的矛盾与冲突，到终了，无非是“凡所有相，皆属虚妄”。《红楼梦》里这种虚无主义的指向，让人心惊。
《红楼梦》第十三回，贾珍对贾蓉的监生身份自觉没有底气、脸上无光，于是在其履历上，便写上了三代家祖的显赫身份。这样的传播策略，跟古今很多不甘于现状的普通人，假托名门之后的手段如出一辙。孰不知，这样一加，倒让所有人都看出贾家这一脉一代不如一代的尴尬状况，正可谓是弄巧成拙。
《红楼梦》第十六回：前有贾瑞，后有秦钟，两者均因情欲之事，而丢了区区性命。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样包括情欲在内的一切皆空的情节固然可以指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家义理；然而仔细探究的话，贾瑞对凤姐的情欲有违人伦，而秦钟跟智能的偷情也违背了佛门清规，因此这样的故事安排，又可以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余脉产生联系。同一个故事，既可以指向佛家般的出世，又可以指向理学（道学）层面的入世（对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维护），着实有趣。
《红楼梦》第十七回，贾政跟儿子宝玉之间的这段话语交锋，深得中国父子、师徒、上下级等关系伦理之精髓，放在今天，用来比对导师与学生、领导与下属、前辈与后学等之间的关系，仍然并无不可。长者需要倚仗的是年轻人的智慧、创意和办事能力，但是这种倚仗是建立在维护和稳固自身的权威和掌控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年轻人的才华和能力对前者的权力与声望造成威胁，那么前者借助权力实施的规训与压制便随之而生。宝玉的无奈与委屈，就在于不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与分寸。
《红楼梦》第二十回，李嬷嬷怒骂袭人这段同样值得细品。套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语，阶层、身份和资历都是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在某种条件下，高资历、低阶层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可能会比低资历、高阶层的个体还要来得高。李嬷嬷尽管身为奴仆，但由于年资久长，不只可以随意辱骂年轻丫环袭人，就连宝玉和凤姐，都要让她三分。除了年资之外，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距离远近，也是决定社会资本高低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在中国语境下，高级干部的司机、保姆和秘书，往往要比其下属的一般司长、处长更有话语权的原因。其实在中国古代，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一再成为跟官僚士大夫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也是得益于他们跟皇权之间独特的亲近距离。